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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雷
就在几天前，2005年6月10日，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中心小学突然遭遇山洪袭击，一百多名小学生瞬间被洪水泥浆吞噬，截至14日21时许，已有99人死亡，10名学生失踪。
11年前，我曾抱着那篇很费周折找来的“新疆克拉玛依友谊馆里一场大火带走300多
个孩子”的追踪报道泗泪滂沱；1年前，我曾盯着滚动新闻时刻关注着俄罗斯南部北奥塞梯一所学校，在新学年开学的第一天，200多名几岁到十几岁的孩子成为恐怖分子的人质。
但在沙河镇灾难后的这几天里，我竟一度回避新闻。因为，老实说，那些或激愤或冷静的条分缕析、抽丝剥茧、追根溯源的报道、分析、追踪、访谈，使我宁愿回避已被抽象成如此“理性”的真实。在这里，那些激愤或冷静只是笔调或声调的不同，它们同样地成为“理性”的包装。
在我们的意识里，孩子应是最易触动人类神经的群体，每一个孩子在我们的眼里都是上天的赐予，圣洁而美好，因为乖巧，因为天真，也因为稚嫩。当这些难以承受的灾难恰恰落在他们身上时，社会的反应当然是前所未有的强烈。那面印着泥手印的墙壁，进一步引发了媒体铺天盖地的声讨与责问。
灾难已经过去一周了，媒体上的声音依然愤怒着。一是愤怒施救的不及时——现场施救人员称，他们下午3点钟接警，等从临安市赶到事发现场时，时间已过去一个小时，而且后经了解，当时镇里没有人值班也无人组织抢救；二是愤怒预警措施的无力——但是，据说造成这次山洪暴发的是一种在非常小的范围内突然降了很多雨的小尺度暴雨天气，而这种小尺度的天气根本预报不出来，而致使沙兰镇上游的西北方向不到两个小时内，瞬间聚集了900多万立方米的水一下子冲到沙兰镇；三是愤怒地方政府官员的失职——据当地一村民告诉记者，事发当天13时许，他曾听到村党支部书记用手机给沙兰镇政府打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由此引出当地政府可能存在腐败问题的判断，现在牡丹江市纪检委、检察院已成立专案组进驻当地着手调查。
在对待一个事件，特别是悲剧事件时，我们首先的反应往往是找出原因，然后作为前车之鉴，警示后人，以免悲剧再度重演，这是毫无疑问的正确程序。然而，有了前车之鉴的悲剧并不一定因为吸取了教训便不会在他处重演。正如沙兰镇的这场几百年不遇且来之如山倒的突然洪灾，在这样的自然灾害面前，人类多数时候仍将由衷地感到无力和无助。作为一级地方政府，沙兰镇的官员当然有保护民众的责任和义务，在被责问失职后，又进一步被认为必定有腐败存在，若腐败现象一旦被证实确有，那接下来追查的必定是腐败的官员和如何腐败的问题……虽然，还不至于到最后连是什么引出这一系列追查都忘得一干二净，但那灾难或者仅成为后面一系列事件的“原因”和“由头”。我们得到了更多，但我们是否也遗落了什么？
在看待这样的一个事件时，我们的着眼点，我们社会的关注取向，是一路别无他顾地追究下去，还是将其放在一个横面上整个地看待和判断？这是一个被我们忽略了的问题。而且那不是伪问题，与它相类似的比如统计学，使我们生活的社会被切开，被理性解析为数目字，我们需要它，但它并不是它所反映的那个事物的全部本质。
一件不幸事件的发生，肯定不会只有一个纵向的原因，多方向、多角度的“深挖”使我们无疑得到更多的信息，例如同样是近几天发生的事情——汕头大火烧出“色情楼”，死伤者多是“三陪女”——这样的挖掘自然有它的意义，说不定又能循根找出腐败、找出官员的不作为，于是又是一番典型的“坏事变好事”。但是，这样就足够了吗？愤怒得到了宣泄，民意审判了贪官，皆大欢喜。而被我们遗忘在脑后的，恰恰是我们本性中应该有的第一反应——悲哀。
毕竟，在沙河镇和汕头发生的这两件事情，它们的本质不是电视和报纸的卖点，不是反腐倡廉的切入点，同样也不是民意的宣泄出口。它的本质是灾难，是死了好多人而足以使我们感到悲伤的灾难。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我们是在寻找这样的收获吗？
所以，在声讨与责问的同时，有一种悲哀就会无声地漫延开来。在一阵阵的理性的声讨后面，最不应该的是将我们原本就有的感性的“悲悯”全部覆盖。一个社会的文明进程，并不仅仅依靠刚性法律的制约与理性道德的规范，还有一个重要支柱是人性被完好地保留。悲天悯人是我们最原本的特性，有了它，社会才会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温暖社会，一个连“悲悯”的原始特性都丧失了的“理性”社会，将是一个悲哀的、可怕的、没有未来的社会。而且，也许比腐败还要可怕不知多少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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