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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纳与法律经济分析》，林立著，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5月第一版在近年来的法学著作当中，这本书足以让人眼前一亮。
作者从法律经济学传统的内部而不是从它的外部，带着批判传统的姿态来剖析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学思想。这样的内在批判精神是我国法学界目前最稀缺的。例如，林立批评了波斯纳关于法律运作以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论证。又例如，林立赞同这样的看法：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才有了法律经济学。那么，他所理解的法律经济学就肯定不再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俘虏，而是对经济学“财富最大化”立场加以限制
和批判之后，更具历史与道德感的理性法经济学。
林立指出，经济学简单地追求财富最大化的立场，甚至在传统民法的运作当中都会出现问题。他列举的问题包括“侵权行为”、“生命”、“婴儿收养”等等。在这部著作的结尾，林立提出，理想的法律经济学应该回归完整合理的人性价值。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葛兆光著，三联书店2005年4月第一版
这部作品让人想到雅斯贝尔斯撰写《大哲学家》时的初衷：“我们不再宣称有一种所谓客观的、普遍适用的、系统的哲学观念……哲学思考不再是要求掌握很多资料，而是注重像中国哲学的‘道’——在路途之中的意识发展……所有不可完成的，恰好作为我们的使命。只要所说出的总要落在这一观念之后，那就必须完全有意识地踏上征途。”
按照人们生存的方式来描述人们思想意识的演变，也许正是葛兆光撰写《中国思想史》时有意识地采取的另类立场。根据这一立场，思想史不应当永远是精英人物及其经典言论的记述，而应当同时是普通老百姓的意识形态与思想谱系的探究。这也是他在这一讲稿中再三提示的。
知识与情趣
《易学今昔》，余敦康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
这是余敦康先生“易学三书”的第一部，保持了学术叙事的文风，却写得相当平易。
余先生撰写的易学，将周易置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整体演变当中，这样就使本书与其他易学研究有明显差异。余先生提出的另类看法是：“如果不从宏观的角度全面了解春秋战国时期人文主义高涨的文化背景，就根本不可能懂得《周易》……如果历代的研究者不按照时代的需要对《周易》作出新的解释，不利用《周易》对当时的文化创造进行新的综合总结，它也就只能成为死去的糟粕，而不能成为活着的精华，从而对当时的文化产生影响了。”
《我选择，我向往》，张炜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收集在这本文集里的作品，大多是作家张炜及其友人在山东海滨森林里建造“万松浦书院”的纪实随笔。
张炜是一位执著于简朴生活与纯粹灵魂的作家。他拒绝尘世的喧嚣与浮华，反而能够寻到一些本真的东西。数年前，他曾撰文表示，坚持用笔书写，拒绝电脑。在这本集子里，我们再次看到张炜背弃时代“进步”洪流的努力。有时，他离开都市，住在林中的弃屋。最终，在海边建造了一座书院。进入书院的人，除了读书，还要每天进行体力劳动50分钟以上。“体力脑力并用，室内野外兼顾，乐而忘返，总是于太阳落山之际方记起收工用餐。”
作者写道：“在这里既是读书，更是读山林土地。纸上的东西与地上的东西相互交融，一些新的创见就会滋生出来。……没接上地气的文字，没接上地气的学问，终归不会有什么惊人之笔，不会有什么大的价值。”
《书报话旧》，郑逸梅著，中华书局2005年4月第一版
读郑逸梅先生的书，也许可以让我们明白民国报刊随笔的水准。
郑先生广闻博知，笔下有大量文史掌故。自1913年开始，他就给许多报刊撰文，多产而无注水之作。由于旧学功底深厚，他文风简洁，意味隽永，如小品文。
郑先生生于晚清光绪年间，百年来中国政局变迁与社会动荡，皆身历目睹。这本《书报话旧》叙写了民国报刊诸事，说来平淡，却往往令人思之动容。比如商务印书馆最初不过是想为商店印些招牌纸、发票、传单等，不料规模大起来，成为顶级的出版机构，于古籍、编译、教材等方面均成就不菲。而其附设的东方图书馆，藏书51.8万余册，曾居当时全国各地图书馆之首，盛况空前。可惜在“一二八”事变中，东方图书馆遭日军轰炸，付之一炬。郑先生说，“这是我国文化无法弥补的损失。”
本刊学术组
《易》为管理之书
《周易》是由《易经》和《易传》两种不同性质的书所组成。《易经》大约形成于殷周之际，本为卜筮之书，属于巫术文化范畴。《易传》包括十翼，是对《易经》的一部解释性的著作，大约于战国末年经多人之手陆续写成；就其思想内容的基本性质而言，则是一部哲学之书，与《易经》本文的那种卜筮巫术大异其趣。
但是，在几千年来的经学传统中，向来是经传不分，把《周易》看成是一部完整的著作，认为《易经》的卜筮与《易传》的哲学并不存在任何的矛盾，而是有机地结为一体，具有统一的性质。按照这种看法，《周易》中的卜筮是一种哲学化了的卜筮，而不同于原始蒙昧的巫术，其中的哲学是在卜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用以趋吉避凶，指导人们的决策行为，而不同于那些单以理性认识为目的的较为纯粹的哲学。
这种看法，实际上是把《周易》看做既非卜筮之书，亦非哲学之书，而是一部管理之书，尽管其中包含有卜筮与哲学两种不同的成分，却在管理思想上获得了有机的统一。这种看法在易学史上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成为人们的共识。
《易传》反复强调，《周易》的阴阳哲学不仅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纯粹理性的认识，而且与人们的决策管理活动紧密相连，具有强烈的实践功能。《系辞》说：“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所谓“开物”即开达物理，“成务”即成就事务。
这是认为，《周易》是一部“开物成务”之书，其中的易道囊括了天地万物之理，可以启发人们的智慧，开通人们的思想，把这个易道用于处理实际的事务，就能通权达变，决断疑惑，采取正确的行动，做成一番事业。《系辞》进一步阐述这个思想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谓“神”即阴阳变化神妙不测的客观规律，“几”即阴阳变化的苗头，吉凶祸福的先兆。
这是认为，《周易》这部书，其根本之点在于“极深而研几”，教人深刻地掌握阴阳变化的客观规律，用来指导主体的行为，使之达到随机应变、应付自如的神化境界。当人们有所行动、有所作为，面对着复杂变幻的客观形势而举棋不定、犹豫不决之际，只要向《周易》请教，就能得到满意的回答。因而《周易》这部书把认识客观规律和人们对这种规律的利用两者结合起来，指导人们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正确的决策，实质上是一部“开物成务”、“极深研几”之书，也就是一部关于决策管理之书。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关于决策管理的思想，早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蒙昧阶段就已经有了萌芽。当时人们的思维水平极为低下，掌握的知识也很贫乏。他们为了实践上的需要，迫切关心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于是通过卜筮来预测吉凶祸福，作出估计和决定。虽然卜筮属于一种幼稚的宗教巫术，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客观环境，但是表现了早期人类试图根据客观环境来决定主体行为的努力，其中包含着决策思想和管理思想最初的萌芽。大约到了殷周之际，人们把卜筮的记录再加上一些对客观环境的观察和生活经验的总结汇编成书，用来指导人们的行为，解答诸如狩猎、旅行、经商、婚姻、争讼一类的问题。因此，《易经》这部卜筮之书，就是一部以巫术文化为背景的决策管理之书。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思维水平提高了，所掌握的知识丰富了，能够把客观环境看成是一个由天道、地道、人道组成的大系统，并且探索出支配这个大系统的根本规律是一阴一阳。这是认识上的一个大飞跃。人们扬弃了《易经》中的宗教巫术，而发展为《易传》的哲学思维。但是，《易传》作为一部解经之作，并没有否定卜筮，只是站在阴阳哲学的高度对卜筮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易经》的那种把认识与行为紧密相连的思维模式，是被完整地继承下来了。因此，《易经》和《易传》虽然产生的文化背景不同，所代表的思维水平不同，但就其用于决策管理的基本性质而言，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
汉代以后，易学分化而为“两派六宗”。历代的易学家，无论是属于何派何宗，都把《周易》看做是一部管理之书，并且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时代需要来发挥其中的管理思想。
《周易》作为一部管理之书的基本性质，为历代的易学家所广泛认同，其中的思想精髓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得到新的阐释和发挥，最终形成了一整套中国式的管理学体系。这个体系不仅拥有一系列决策管理的操作原则，而且提炼出了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的管理学基本原理，并发展出了一种体现着东方智慧的管理哲学。
易学管理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经历了几千年历史的反复锤炼，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我们应珍惜这份宝贵遗产，发掘出其中属于全人类的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使之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继续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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