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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艰难岁月的大桥梦
信报记者 周芮 杨冰/文
1958年6月，长江边上的重庆小南海，一群建筑队伍正在静悄悄地破土动工。周围还很少有人知道，重庆第一座跨江大桥就要在这个偏僻的地方诞生，动工时连来看的群众也很少
。
当时重庆已经有了成渝铁路，根据国家铁路干线往南走的走向，国家铁道部决定要在重庆小南海修一座铁路桥。这对重庆是一个发展的好机会。
重庆多年来被嘉陵江、长江分割成三大板块，每一个老重庆人都清楚被两江阻隔的痛苦。
“一到了冬天，枯水季节，都会走很长很长的河坝，还要等上半天轮渡，顺利的话也要半天时间，”现在桥协工作的杨其良说，那时候站在渝中区，可以清楚地看到南岸的建筑，但就是那窄窄的江面总会耽搁大量的时间。
“重庆是有名的雾都，如果遇上一场大雾，你一天都别想过江办事。而且重庆枯水落差30米，码头都没法建立，只要一涨水，湾转急了点，很容易翻船，”曾任重庆市城建局局长的林君宴老先生深有同感。而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都在渝中区，对面的南坪、江北一片荒凉，到处都是农田。
这些重庆市领导当然知道，重庆要打破两江的阻隔，扩展渝中区的局限向外发展必须修桥。如果桥能修到鹅公岩，那重庆主城的交通就解决了很多，而鹅公岩离小南海只有30多公里。
重庆人看好了机会，在得知铁路部在重庆修桥这一消息后，当时的建委主任李仲直根据市委指示，到铁道部去商量：能不能把桥修到鹅公岩，可以为鹅公岩铁路桥戴一个“帽子”，就是将此桥修成公路铁路两用桥，也不妨碍铁路运输。
可惜，重庆方面提出方案当时并没有被采纳。
“当时重庆方面提出的要求就是两个，一是希望对方能给我们带出一个能修桥的队伍来；二是希望以后修嘉陵江牛角沱大桥的时候对方把那套设备能够借或租给我们，”林君宴说。
重庆的要求得到了铁道部的大力支持。1958年的那年初夏，林君宴和其他4名青年技术员、1名工程师、1名党委书记、、20多名技工、若干名行政管理人员打上铺盖卷，从菜园坝出发，来到了小南海，参与了重庆第一座当代大桥的修建。
建委主任李仲直亲自把这批人送到了小南海，对他们说：“你们一定要把技术学好，回来后就修牛角沱大桥。”
“以前在市政工程公司是主干技术员，在那里当起了学生，”林君宴回忆第一次参加长江大桥建设时笑着说，以前也修桥，不过都是些小拱桥之类的，长江上的桥连想都没敢想。
1958年12月，嘉陵江牛角沱大桥破土动工了，这是重庆第一座跨嘉陵江的城市桥梁，该桥由铁道部大桥工程局武汉设计处设计。当时，在重庆修小南海铁路桥的国家铁道部大桥局派人前来支援，建设力量还相对薄弱的重庆主动提出，铁道部专家任正职，重庆方面的人都任副职，
当时的设备大多是从铁道部借来的，这些设备都是当年苏联专家在修建武汉大桥的时候用的，“那样的设备在重庆还没有，也不能随便代替，当时重庆就向一个谦虚的学生，为了自己城市的发展，抓住和争取到了一切可以争取的机会，专业队伍和专业设备对修桥来讲太重要了。”林君宴说。
为了修建嘉陵江牛角沱大桥，施工者们一直呆在河边，饭是别人送到河边来的，衣服也是叫人直接拿上去洗了后再拿到河边。在一个晚上的工程师碰头会上，一个姓赵的老工程师正在汇报工作“二号管柱……”所有的人听着听着就听不到声音了，一看，原来他已经睡着了。
完成第一季枯水季节的施工后，铁道部第四工程处的专家撤离了重庆。经过多次研究，重庆人自己成立了牛角沱工程处，甩开膀子干上了。但是，3年自然灾害紧接着来了。电力紧张，水泥钢筋紧张，就连吃饭也紧张。但“修大桥是重点工程”，市政府明确提出。林君宴回忆说，当时缺水泥，但南岸水泥厂首先保证嘉陵江牛角沱大桥需要的水泥，而晚上加班，还会送来白馒头，当时虽然一切都很紧张，但只要修桥需要的，都尽量地先满足，重庆人等一座桥等得太久了，能修一座桥更不容易。
后来自然灾害严重，施工陷入困境，大桥不得不停工。工人和技术人员们望着已有十几米高的桥墩，都不愿意离开，他们还是在工地的工棚里住了一年多，最后不得不离开。
1963年，大桥“复工”以后，技术人员主动要求炸掉了土水泥修的桥墩。“质量是百年大计啊，桥一旦没修好就会出人命，”林君宴老人现在说起来很庆幸当时没有蛮干，这也是他后来一直保证质量关的重要原因。
而完全由重庆人自己施工建设的第一座桥梁是1977年动工的长江石板坡大桥。当时喊出的口号是“人民大桥人民建，我为大桥做贡献”，作为政府的“一号工程”，全城人民都出动了，甚至一些几岁大的小孩也跟着大人在珊瑚坝碎鹅卵石，整个珊瑚坝出现万人碎鹅卵石的壮观景象。而长江大桥合龙后的一周内，大桥上还是人头攒动。
“重庆南坪的发展是因为有石板坡长江大桥，观音桥的发展是因为有嘉陵江牛角沱大桥，以前那里只有一个香国寺和制药六厂几个车间在河边，其余基本上都是一片农田。现在黄花园大桥和石板坡长江大桥两桥飞架主城，连接两江三大板块，实现了重庆人多年来的梦想。应该说一座桥就是一个区域的发展，”林君宴说。
武汉
吴老太的大桥情结
吴老太坐在桥边树荫里的一个石墩上，望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希望着有个人能够停下来买她一瓶水。
50年前，吴老太13岁那年，与所有武汉人一起，挤着跑到长江边，看长江大桥通车的盛况，可能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在50年后，她会坐在这里卖水，这座桥居然成了她家的“生命线”。
吴老太家就住在长江大桥的下面的江边上，回想起长江大桥通车的场面，吴老太一脸幸福：“那场面多热闹啊！敲锣打鼓，人们还在桥上跳舞。”
以前没有桥的时候，武昌人到汉阳，汉阳人到汉口，过江都是靠那种小渡船，船票从两分，涨到一角，又涨到两角。如果家里有人出去，家人都很担心，直到家人到了屋才放心，因为害怕起风下雨翻船。
吴老太13岁那年，武汉长江大桥修好了，“有桥就好，走在平平展展的桥上，心里踏实。”
40年前，吴老太20来岁时，随着知青下乡到孝感，这一去就是二十几年。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吴老太和丈夫，带着两儿一女回到武汉，女儿嫁了，他和丈夫、两个儿子就住女儿家。
由于没有工作，老伴不久也因病去世了，小儿子打工时手又被机器绞了。这下这个家就像天塌下来了一样。
没有办法，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吴老太只好靠桥了。从1990年开始，吴老太就开始在长江大桥桥头卖开水，后来卖茶，再后来就变成冰棍了，现在改矿泉水、冰红茶、脉动了。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车流，吴老太卖的东西也逐步改进，逐步现代化，但是始终改不了的是她对长江大桥的感情。
“本来我就住这里，这么多年了，每天不看一眼大桥，就觉得心里少了点什么。”吴老太说：“现在天气好的时候，人们最喜欢来的地方就是桥头。”
的确，风和日丽的武汉并不是很热，在武汉长江大桥头的绿地里、公园里，到处都是来游玩的人，老人们端着茶，摆好桌子在打桥牌；树荫下一群人围坐在一起，摆开二胡、角鼓，咿咿呀呀地唱黄梅戏；草坪上，一群小伙子画了个场子，正在踢足球。
桥已经成了武汉人生活的一部分。不仅每天要过桥，每天要看到桥，还要到桥畔来玩，每个人都离不开桥。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脉，每个大桥都有自己的故事。与长江大桥相连是龟、蛇二山，自古就有龟蛇锁大江的说法，“江南第一楼”——黄鹤楼屹立在武昌侧蛇山上，而汉阳侧龟山脚下便是古琴台，俞伯牙与钟子期相遇的地方。毛主席一首词“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尽数大桥雄浑豪放。
“五文便从大江过，两个青钱即渡河。去桨来帆纷似蚁，此间第一渡船多”，清代“汉口竹枝词”便描写的是汉江上渡船的情景。而晴川桥、月湖桥等等桥梁的修建彻底改变了这种情况。
一个叫小淘气的网友的一个帖子说：“武汉文化的特色是什么?个性魅力在哪里？有人说，武汉没有文化，最多只有商业文化、码头文化、市民文化；也有人说，武汉的文化是一种俗文化。等等桥梁武汉是‘水城’，江河湖泊纵横交错，星罗棋布，坐拥大小桥梁1200多座。这些，都令武汉充满诗情画意和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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