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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时报》特约脚印在阿来赴美登机之前独家专访阿来，他首次谈自己作为媒体经营人的责任和作家的责任
□ 采访者：脚印 受访者：阿来
脚：《尘埃落定》之后，你似乎很少写也很少谈自己的创作。公开场合谈论较多的也
是媒体产业、投融资项目。面对公众关注，你好像处于失语状态。可我知道你从未疏离写作和思考，媒体事业蒸蒸日上，创作也显现佳境。我在想，文学和商业，两个常人看来必然冲突的领域，怎么可能相处平和？
阿：我想是因为我的写作跟我现在做的事情关系不大。写完《尘埃落定》，有种劫难后的放松，就体味放松带来的美与幸福。虽然，现在许多文学流派都在消解作品的美的追求，但对我来说，这却是写作的动力。当我面对尘世喧嚣，算计、烦恼、压力，一回到文学，这些就消失了，就如跨进教堂或寺院，听见管风琴或念经声响起，我很自然就置身那种状态中。
脚：算算从86年见面我们认识快20年了，你好像一点不改过去的沉静和定力，近十年,读者对你新作如此期待,似乎也没有构成影响。
阿：十年没有写，那一定是情感上没有需要，内心里没有那种要求。那次表达太充分了，以至于没有了写作的愿望。我没有功利方面的考虑，也不想超越自己，不会为此烦恼，我决不刻意告诉自己是不是该写或写什么。
脚：什么情况下令你特别想写？很多作家强调他们的创作状态。
阿：写作是帮助我内心安宁的途径，我的内心有了压迫，必须写作才能安宁才能达到自在状态，那我就要动笔写作了。许多年来中国人把文学艺术都看成训练积累才能从事的，把这个职业神圣化、诗意化，夸张它的神秘。
脚：你是说作家的自然秉赋更重要吗？那么早年的村寨草原生活让你内心的许多感受得到自然滋养，可谓油然而发。可现在你却住在城市面对文明的喧嚣。
阿：你说得不错。我小时候，孤寂时与一棵树一棵草都交谈过，听到过很多声音，闻到过很多气味，感受到很多丰富辽阔的东西，这是从自然中的感受，它让我内心丰富，也养成我对外界感受的习惯，这是自然的，而不依赖任何知识系统，今天把我放在哪里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自己的对自然对现实的感受。有了这种能力，我往往能感受到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读一本书，我的理解或获得的东西可能与别人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就不是固化的了，置身城市面对灯红酒绿、楼厦天桥，在我看来也一样是自然。当它存在，它就是自然。
脚：还想跟你讨论一个问题：作家的责任。就以你的情况说吧，一面是严肃的文学写作，一面是商业意味的媒体经营，如何承担这两方面的责任？
阿：这当然是个严肃问题。小说家的责任，我并不预先有意去考虑，我认为这是良知的一部分。责任是通过作品来实现的，而不是我要对公众说些什么，在私人场合，我不是小说家，我也无须考虑小说家的责任。而在作品考虑的就不一样了，我首先要对读者尊重，这就是责任。我办杂志，虽然是科幻类，它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赚钱，可以做高做低，但我要求写文选文，都要对世道人世有益，在文化上要有建设性，要表达历史的正义，这是文化人自觉的责任。阿来作品《空山》：
在藏地一个僻静的小村庄——机村，还俗喇嘛的儿子兔子因一颗鞭炮炸响，诱发心脏病死亡，而处在“破除迷信”年代的机村人全部的宗教感情几乎都倾注在兔子身上。无形中一个谎言在村庄里流传：世俗而又是贱民的孩子格拉扔了鞭炮。单纯透明真诚胆怯的格拉在谎言中忧郁而死……几年后机村还笼罩在谎言中，但这次是一个更大的谎言：一场森林大火燃起，每年负责烧荒的前巫师多吉被认定为“反革命分子搞破坏”，纵火森林而被抓起来了。大火从很远的地方燃起来，而上面却在组织开各种各样的大会：批斗会、誓师会、学习会，政治的谎言使大火变成真正的大灾难。大灾难来临之际，逃跑了的巫师却幻想做法改变风向，喇嘛想通过念经保佑村庄，而更多的人被那个时代的激情所鼓动，陷入另一种癫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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