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幸福

　　本报记者 殷练／文

　　这真是一个浩瀚的话题，它包括了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甚至精神病学的诸多原理，每一个研究似乎都只是这个话题的一个侧面或角度。尽管如此，许多人都认可这些感性的词汇描述：富足、快乐、安康、美好等永远是和幸福感连在一起的。虽然文献中有关幸福感的问题也总是显得似是而非，但心理学家们有关幸福感的测量却表明，我们看得见的 一些行为与我们的幸福状况有很强的相关性。如果你是快乐的，你就愿意参与朋友们的社交活动，你就更愿意积极回应别人的求助，你就会更少地遭受与心理精神有关的消化系统紊乱的疾病和其他压力影响下的疾病，如头痛、高血压等，你也会更少地在工作中缺席或使自己陷于人际上的纷争。而且，重要的是，你还会更不容易倾向于自杀——这种不快乐者的极端行为。总之，这一切都显示，人类的幸福感并不是虚无缥缈、难以把握的，它的确是一个能够测量到的、真实的人类体验和感受。

　　那么，财富——主要指其物质属性——究竟在人类的幸福体验和感受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这样的论断不难理解：幸福感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事实上，我们在一个给定时间、给定国家中的某一人群中设定平均幸福值时，我们一定会看到，富有者比贫困者要幸福得多。无论如何，人们都相信，关于绝对生活水平、财富并不要紧的结论其实是一种对现实的严重误读。财富的多少可能的确与幸福感不成正比，但是否有财富对幸福感的实现却是意义重大的。研究者们也注意到，尽管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人们总是愿意将财富与幸福感联系在一起，但随着人们财富的积累，其平均幸福感却没有相应的增长。一个在日本人中间所做的测试反映了这种现象的现实性以及幸福感的主观性：1960年代的日本曾经是一个穷国，但从此后的20多年间，其个人平均所得上升了许多倍，然而，1987年的日本人平均幸福水平并未比1960年更高，尽管他们拥有了比以前更多的洗衣机、汽车、照相机和其它物质，但他们的幸福感等级并没有取得意义重大的提高。同样的状况在其他富裕国家也普遍存在。

　　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当住房和食物这些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额外的财富很少能增加你的幸福感。而关于幸福感的许多调查也揭示：在美国和其他大多数富裕社会里，财富的增加，甚至还伴随着幸福感的下降。在过去30年里，随着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超过一倍，形容自己“非常幸福”的美国人口比例下降了约5%，或者说减少了大概1400万人。此外，人群中患临床抑郁症的人比以前更多。

　　这一定会使得人们感到迷惑：如果收入的增加不一定能使人们的幸福感增加，为什么人们还要这么执着于追求更多的收入？为什么财富的增长不一定能带给我们幸福感的增长？难道我们追求财富原本不就是致力于幸福吗？神秘的幸福感究竟来自何方？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们发现，较之“绝对财富”，“相对财富”的增加才是幸福感增加的真正原因。也即不管收入的具体数字是多少，只要和同类人相比是高的，那么人们就会感到骄傲和幸福，这种源于财富的幸福感大部分来自于“比较快感”。一位知名人士这样生动地为所谓的“比较幸福说”做了注解：幸福，就是你比你妻子的妹夫多挣100美元。相关的测验诸如：当被问到你是愿意自己挣11万美元，其他人挣20万，还是愿意你自己挣10万美元而别人只挣8.5万美元呢？大部分的美国人选择后者。其中的道理正如我们所谓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问题是，许多人总是做相反的事，他们总是与比他们强的比，于是挫折感、焦虑感由比较而生，幸福感便随之降低。

　　然而，仅仅是“比较说”似乎还不能充分揭示幸福感的奥秘。在一个生活水平不断被提高的当今社会，比起穷困来，我们似乎更多地是要处理内心的“无聊”。叔本华曾经说过，人类总是摇摆于穷困与无聊之间。曾经有一个对哈佛大学毕业生进行研究的结果显示：在他们获得学位以后20年，抱怨彻底的毫无意义感的人占有极为显著的比例，而这些人眼下在事业上都已经取得了相应的成就，除此之外，还过着一种在别人看来是井然有序的、幸福的生活。

　　1990年代初，笔者曾读到过一本小书，书名使人记忆深刻——《无意义生活之痛苦》，多年后的海外生活经历，更使我对书名的内涵有了切肤之感。这本书的作者，德国著名精神医学家维克多·弗兰克用他创建的“意义治疗法”理论，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幸福感的源泉和幸福感的消失之谜。

　　他认为，我们今天已不再像弗洛伊德时代那样，生活在一个性挫折的时代里。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生存挫折的时代。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弥漫着无意义感的时代里，无意义感正在不断蔓延和加强。

　　大量的统计也表明，在美国大学生中，自杀已经成为第二大死因，位居交通事故之后。同时，自杀未遂(并非以死亡为结束)的数目增长了15倍。在被问及此类自杀未遂者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时，有85%的学生表示在其生活中再也看不到任何意义，而其中有93%的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是健康的，他们经济状况良好，与其家庭的关系也极为和睦，他们在社交生活中精力充沛，对其学业的进步也感到满意。

　　当马斯洛所说的那些基本需求在“富裕社会”中似乎无一不被满足了的时候，生存空虚却出现了。而这种现象的发生，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社会满足的是这些需要，而不是生存的意义。一位美国大学生曾经写信给弗兰克，“我获得了学位，拥有豪华汽车，经济上算是独立的，享有我应接不暇的性经验和声誉名望。但我扪心自问的仅仅是，这一切该具有什么样的意义？”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教授的研究也发现，财富的心理意义比实际的数量意义对人的决策更有直接的影响，人们不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是意义的最大化。

　　身处这样的时代，面对这种威胁着我们幸福感的无意义感，弗兰克的药方就是：首先，在做某事或创造某物中见出意义；此外，在经历某事、爱某人中见出意义；再次，在孤立无援地去面对某种无望的情景中，或许也能激发出某种意义。这必须取决于人们用以对待那不可避免且无法改变的命运的立场和态度。正如弗兰克所说，人们实际上所要求的最终并不是幸福生活本身，而是某种构成幸福生活的因素。这就是说，一旦幸福生活的根据出现，幸福就到来，快乐就到来。而财富，仅仅是构成幸福生活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