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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一琨/文
2004年夏天，张勤在家乡的公务员考试中被录取，成为一名乡政府干部。经过四年用助学贷款维持的生活，张勤在人生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考试中胜出，对此他很知足。他不是天才，并且乡村中学的教育条件有限，他不可能进入北大、清华。其实到了1999年，两所大学招收的5080名本科生中农村学生只有902人，仅为17.8%，而这一年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
重是70%。
与张勤同村的年轻人大部分人没能进入大学，打工成为他们参与城市生活的一种方式，这群年轻人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风潮中成为廉价的劳动力。与这一风潮几乎同一时期的还有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风潮和城市化浪潮。但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却没有机会触及。
法国学者布迪厄说，教育制度是当代社会中调控社会地位和特权的主要体制之一。但是他发现，即使在法国这样的民主国家里，为什么尽管教育不断扩大普及，但却对社会财富、收入和地位的巨大差别极少有影响？他的答案是，有人可能利用文化资源，尤其是知识分类、资格差别和招生过程来维护其政治和社会权力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已经代替门庭、宗教和直接政治、经济背景，成为一种新的不平等机制。
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教育曾经开启过机会之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陆学艺教授认为，教育制度，特别是1978年开始恢复的高考制度是对中国社会流动的一次大促进。高等教育在这一时期成为最公平的社会流动影响因素。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报告说，教育机制的首要作用之一是使人类有能力掌握自身的发展。在中国，教育也开始与发展机会，与财富关联。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教育回报率虽略有增长(大约在4%)，但仍明显低于其它国家。然而，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教育回报率增长很快，已彻底改变了以前的“脑体倒挂”现象。
社会学者孙立平认为，中国在十几年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他们都捷足先登，从不落空。这一“不落空”阶层抓住的第一次机会就是教育制度的变革——恢复高考。
1980年代中期以后，户籍对教育机会的限制作用明显增强，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办学制度，使农村的少年儿童在通向学业成功的竞争中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1990年代中后期，教育市场化迅猛推进，贫困的农村地区首当其冲。贫困地区农村儿童，特别是女童，以及新出现的下岗失业者子女，流动儿童(农民工子女)等群体被社会学者们定义为教育弱势群体。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著名的报告《学会生存》。报告说，“既然教育本身不能单独克服社会的邪恶，它应该力求增进人民控制自己命运的能力。”但是对于教育弱势群体来说，通过教育改变阶层地位，获取财富的机会之窗正在变小。
“重点学校的传递性，将会层层放大社会生活中的阶层差异。”教育学者杨东平说。在他主持完成的国家教育规划“十五”课题《我国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研究》中，杨东平得出了与人们的常识有所出入，但又完全在意料之中的结论。影响教育公平的城乡差距正在改善，而凸现的因素却是阶层差距。
根据《2004年中国教育不平等状况蓝皮书》，进入高校的可能性之比，农民阶层与整个非农阶层的整体差距是5.6倍，在全国重点高校中是9.2倍，其中与党政干部子女的差距则分别达到17.9倍和31.7倍。
改革开放所确立的多种经济形式造就了一群享受优厚薪酬的专业人才，他们依靠自己的专业技能获得富裕的生活。社会学研究认为他们是理想的社会中坚力量，也就是目前呼声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这一部分群体的扩大才能最终扭转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接受过良好教育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社会学者们看到，在教育领域，资源配置的倾斜使得“不落空”阶层更容易自我复制。通向财富的门槛因为权力市场化已经加高，而本可以改变这一现状的教育制度却成为位列税收、社保、户籍制度、就业政策、人事制度之前最重要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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