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财富的历史变奏

　　本报记者 黄锫坚/文

　　历史学家李约瑟曾为这件事感到疑惑——古代中国曾经创造出一系列为世人瞩目的发明，如造纸、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但这些发明从未转换成个人和社会的财富。他还列举了更多中国领先于西方的发明：多锭子的手纺车、机械轧棉机、陶瓷、雨伞、牙刷、纸牌……

　　阻碍技术转化为财富的因素很多，比如重农抑商的传统、机械发明被视为奇技淫巧、官僚系统压制创新等等。也许，只有当20世纪末，当互联网浪潮在中国催生一大批乘火箭上升的富翁时，中国人才切切实实感受到财富和技术的关系。

　　研究是工业之母

　　在工业革命前大约1500年的历史中，生产率及人均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大约为零。而在过去150年里，在一个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中，人均收入以百分之几百到百分之几千的速度增长。正如凯恩斯在1932年所预言的那样，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人均收入在一个世纪里增长了8倍。自由市场经济取得巨大成功的秘密是什么？

　　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这种惊人的增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创新。按经济学家威·鲍莫尔(William Baumol)的说法，资本主义是一部生产创新和增长的机器。

　　系统化的发现和发明方法，处于创新装配线的核心位置。市场压力迫使管理者们系统地、大规模地支持创新活动，让研究和开发成为常规活动。

　　用这种眼光重新回顾科技史，我们熟悉的人物开始扮演另一种角色。比如爱迪生，与其将其看作一个发明家，还不如将其视为进行创新的企业家。事实上，爱迪生没有在(电学)技术上做成任何突破性贡献。他于1882年发现了碳丝灯，而第一盏电灯早在1845年就出现了。

　　爱迪生的贡献，是他将技术上的灵感同商业上的努力相结合，发明了“以发明为目标的工厂”。由爱迪生的公司发展而成的通用电气公司，于1900年成立了美国第一个工业研究室。这一新机构的倡导人和创始人威利斯·惠特尼认为，美国工程师的任务就是要不断废弃商品。另一位提倡这种新型研究的人物阿瑟·利特尔则声称，研究是工业之母。用今天的话说，科研是商业的引擎。

　　工业实验室在所有新领域(电和电子、摄影、石油、橡胶和玻璃、化学合成物)的前沿兴旺发展。1911年，杜邦实验室问世；1912年，乔治·伊斯曼成立了柯达研究实验室。此后的十几年间，美国橡胶公司的实验室、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实验室和贝尔电话公司的实验室相继成立。到1960年代，代表研究和开发的缩略语“R & D”编入辞典，成为一个正式的美国词。

　　硅谷与富翁制造机器

　　如果说研究和开发是社会财富增长的一大原动力，那么，到20世纪晚期，技术则成了个人致富的夺目光环。硅谷不光是技术圣地，也成了财富的集散地。风险投资家约翰·道尔(John Doerr)曾说，硅谷是“这个星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对财富的合法创造”。

　　为什么一个个20出头的小伙子，没有家庭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没有人际关系，几年之内就变成了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按劳分配、按资分配？似乎都无法解释。知识、技术的力量太神奇了。

　　不过，技术与财富并没有天然的通道。硅谷之所以创造那么多富翁，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是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二是风险资本和资本市场的发达。而这两个因素，中国却都没有。

　　因此，只有当本土庞大的用户市场和美国资本市场对接时，中国人才能搭上高科技富翁的班机。从丁磊、张朝阳到陈天桥、马化腾，一批中国财富新贵的崛起，标志着高科技创造财富的游戏正式进入中国社会的主流，塑造中国社会的新的价值观。

　　在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财富之源头充满了灰区和黑区。而似乎只有高科技财富，无论从财富的源头，还是财富创造的机制、财富展示的方式，几乎都充满了阳光，显得健康、坦然而有活力。

　　技术精英VS财富

　　围绕互联网、信息技术而展开的社会学探讨、文化研究非常之多。伦敦“超媒体研究中心”的两位学者曾提出所谓的“加州意识形态”。他们认为，在信息技术的魔力的召唤下，60年代新左派运动和新右派自由主义理想实现了一次不寻常的融合。美国西海岸的一些作家、黑客、资本家和艺术家以一种松散的方式形成了多元而异质的亚文化。

　　有趣的是，这些研究很少探讨技术与财富的直接关联。也许在欧美人心中，金钱不应该成为生活和工作的目标。苹果电脑的创始人之一沃兹尼雅克曾经给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研究生做演讲，他这么总结自己行为动机的要素：“你不会去做任何事情，除非它能带来快乐……这就是我的生活法则……一个简单的公式：H=F3。幸福(happpiness)等于食物(food)、乐趣(fun)和朋友(friends)。

　　他们也许信奉所谓的“资本主义黑客精神”。这里说的黑客，可以来自任何职业，基本等同于技术狂热分子。黑客们开始只是暂时投身于传统的资本主义，通过开办公司或为某公司激情工作几年，利用股票和期权获得经济上的独立。此后再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行为。比如沃兹尼雅克29岁时从成立6年的苹果公司退休，拿着大约100万美元的股票离开了。他说，今后他想“把尽可能多的时间花在我想做的事情上：这就是与电脑、学校和孩子们一起工作”。

　　资本主义的最高目标是资本的增加，而黑客工作伦理是充满激情的行为和支配时间的自由。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往往是前者压倒后者。

　　黑客精神对金钱伦理展开了挑战，比如“信息共享”就直接冲击牢固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也在不断蚕食那些依靠信息垄断而建立的资本大厦。也许这是一种乌托邦，但黑客精神的存在，至少启示人们，财富并非生活的所有目的，创造性、自由和共享，才是更加值得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