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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邹卫国
见习记者 姬芳 北京报道
“整个世界将发生在以前的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变革。”《全球化陷阱》这本最有影响力的反全球化的读物之一，引用了这样的话作为开篇。因为无论是鼓吹全球化者还是对于
反全球化者，全球化正在迅速改变着他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甚至于他们在每天早上喝的每一杯咖啡，都已经有了全球政治和全球贸易协议的烙印。
作为全球化的风暴中心之一，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的进展，正是这样的一个能够深刻改变我们生活的东西。5月4日，世界贸易组织在巴黎举行小型部长会议，在关键的农业问题上，达成了部分共识，被认为是WTO多哈回合谈判的重要推动。
部长们达成这些共识的影响如何？多哈回合谈判前景如何？对于中国而言，这意味着什么？关于这些问题，本报采访了长期研究这些问题的WTO问题专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
经济观察报：5月初的巴黎部长会议在农产品贸易方面达成了一些共识，如何看待这个进展？这些方案的提出，会对中国的农业有什么影响？
张汉林：这个协议本身不会对中国农业产生直接的影响，如果他们成为香港部长会议协议的一部分，也仅仅是就现有的WTO的谈判方案，作一个完善和推动。中国在整个农业协议项下，尤其在中国加入WTO的时候，农业承诺方面的开放程度是十分大的。
从协议三大支柱(国内支持；出口补贴；市场准入)来说，在国内支持方面，我们的约束是相当大的；出口补贴，我们承诺对农产品取消出口补贴；市场准入，我们开放程度也很大，我们的农产品除了谈判所允许的几项关税配合之外，其他都取消了。我们还有很多农产品，对东盟国家和地区实行零关税。
我们不存在什么比较大的压力，对我们来说，影响不大。
以我们现有的市场开放为基础，倒是可以要求其他的WTO成员，按照多哈确定的三个大的方向和目标，约束其他WTO成员，为我们中国的农产品进一步市场开放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
经济观察报：这次会议后，大家对下一届WTO部长会议即香港会议期望很高，从分歧很大，到没有大的反对，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转变呢？
张汉林：随着多哈回合谈判的启动，和坎昆会议的受挫，大家都变得越来越现实了，议题开始收缩，收缩了，也就没有多大分歧了。现在多哈回合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1999年西雅图会议，那个时候美国经济好，美国雄心勃勃，发达国家雄心勃勃，他们从新经济中获得了很大的利益。
当时想把WTO做成一个非常超级的强势的组织，一方面要强化WTO现有体制；另一方面又要不断把它扩大，那个时候中美快达成协议，中国快加入WTO。
WTO被冲昏了头脑，美欧也冲昏了头脑，对WTO期望过高，雄心勃勃，什么问题都要解决，贸易与竞争问题，贸易环境问题，贸易投资问题，贸易与劳工标准问题，然后是现有承诺的进一步实施和扩大的问题，这样能够承受得起吗？
当然，发展中国家就坚决反对，部长会议就失败了。
正是有了失败，才有了多哈回合。
多哈回合有一个好处，它是所谓多哈发展回合，发展议程。似乎已经意识到了，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的力量还是很大的。
坎昆会议为什么失败，坎昆会议还是想解决很多问题，贸易与环境、贸易与劳工，竞争政策，还想谈投资政策，有这么容易吗？所以新加坡确定的议程就一项，贸易便利化，这大家都同意，分歧不大就容易了。
现在WTO回到了当初的核心业务上，核心业务就是，踏踏实实，务实地推进货物贸易自由化，然后努力扩大服务贸易自由化，然后，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出相对好的环境，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要太不公平，就够了，不要对它有什么更多的期望。
我认为现在比较好，现在比较务实。
经济观察报：但是在这次巴黎会议上，中国的一个观点是，对发展中成员分类将导致多哈回合的失败。这个方面，主要的争论是什么？会不会导致多哈回合的失败？
张汉林：发展中国家的分类问题，目前来看，WTO没有一个正式的分类，只有在1995年WTO成立的时候，在乌拉圭谈判的时候，根据联合国、世界银行对国家的分类，当时搞了一个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000美元以下的国家，享受什么待遇，最不发达国家享受什么待遇。现在我们认为，分类本身没有坚实的理论依据。
为什么呢？第一，国家的变化，究竟是以5年还是10年作为动态的标准？发展快的国家10年一个大变样，反过来，一个国家衰退起来也是特别快的。而用什么指标分类也不十分科学。另外，汇率是不是准确客观，也是一个问题，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究竟最后换算成美元，还是欧元，还是英镑，说不清楚，都有问题。
至于发展中国家分类，到底分成3等、9等也是一个问题，都不好说。中国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发展中国家分类不科学，因为国家大小、资源、人口、人力资源、经济结构都不一样，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要用一个分类以后的发展中成员，确定享受什么样的待遇，不现实，中国是从务实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谈这个问题的。
经济观察报：那么，在WTO谈判中，中国应该采取的是什么样的主张和立场?
张汉林：中国在WTO的定位，很值得研究。
就我们现有的产业结构，我们在一部分行业跟发达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发达国家的一些提案对中国是有利的，中国在WTO中的利益是多元化的。
我曾经主张，中国不要充当发展中国家的头，就是这个意思。
举个例子，农业问题。中国既是很重要的出口国，也是很重要的进口国，最终达成什么样的协议都是一把双刃剑。关键是看条款，不能笼统地说好还是不好。
但我们跟发展中国家一样，服务贸易，发展得很落后，但是我们不能够跟美国一样，开放大多数的服务业市场。比如，你能拿一两百亿美元，到美国开银行？没几天就亏没了，他们保险业开放，但是你去得了吗？
我从来认为，双边或者区域，多边要并重，而且要互动，要共同形成国家经济安全体系，彼此之间要互动，这种互动要形成立体的，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这才是我们现在更需要的。
比如农业是可以推动自由化，但是千万要注意建立一个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机制。贸易自由化的利益，是不可能在所有行业均分，因此一定要强化国家对此的宏观调控。现在大家对贸易自由化政策影响的评估，总是注意对中国有什么影响，而没有对东部、西部、中部的利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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