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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翔 北京报道
人生也遵循着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提出的自发生成秩序或者说是自发扩展秩序，人们难以预测和规划自己的未来。
无论是在舟山群岛上当搬石头建造房屋的海军士兵，或是在扬州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当
辛苦准备自考的图书管理员，或是在《扬州日报》文艺副刊组当编辑，展江都难以预见，2005年3月的一天，自己会呆在北京市西三环北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里，坐在那南教学楼五层西侧的一间简陋办公室中，重新阅读并且准备重新翻译新闻学名著《报刊的四种理论》。
这间办公室因为堆积太多东西而显得狭小和拥挤：两个书柜、一张大办公桌、一台电脑和一张单人床，床上有全套被褥，显然主人常在此休息。屋里的两个书柜并没有改变主人将书随手放置的习惯，书在这个不大的空间内随处可见。主人和这个房间很相称，风格简单而随便。暗色调的夹克衫和运动鞋装饰着这位瘦削身材、前额略秃的中年男子。48岁的展江面貌冷峻、形容潦倒，说话时却总压抑不住调侃身边事物的欲望，似乎不太习惯于用严肃的语调来交谈和发表见解。
“怯懦保守、浅薄无知、自鸣得意”，一位学者所处的学科被别人这样嘲讽并不令人愉悦。但展江毫不在意。也许这也是他想说的话。身处一个被人讥笑为“怯懦保守、浅薄无知、自鸣得意”的学术圈子，展江的身份有些尴尬。他那有限的知名度并不是依靠学术论文而获得。人们通过他翻译和主持翻译的西方新闻理论与新闻作品来知晓他的存在：梁启超试图将报纸和新闻媒介变成启蒙新民的利器，而对展江而言，翻译是他妄想“启蒙启蒙者”——如果新闻媒体还能扮演启蒙的角色的话——的努力，尽管个人的能力和精力有限；人们也通过展江在互联网或传统媒体上发表的言论去了解他：左拉和德雷福斯传统现在已经淡化，新闻界的扒粪运动也被证明是不能长久之举，而他则不惜妄自菲薄地偶尔露出峥嵘，在网上写公开信，或邀请学者和媒体参加他所发起和主持的舆论监督研讨会。
他的身份是新闻学者、翻译者和不能忘怀公众的知识分子。当然，也许在48岁就来判断他的价值还为时过早。无须质疑，在已经度过的48年中，他从来就不是大人物，可能也没有表现出成为大人物所必需的睿智与才华。但在他所处的学术圈子里，他却毫无疑问是个坚持不懈的行动者，这从他主持翻译《美国新闻史》、《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与正义》、《新闻与揭丑》、《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等众多海外经典新闻学著作，以及从2001年起每年操办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可以看出。
而学术圈内的大多数人都忙于以传统的新闻观为理论基础，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他们认为这是原创性的工作，可以据此确立学术地位。但按照展江的说法，新闻是一个从西方传递到中国的学科和事业，我们却对西方新闻业尤其是美国新闻业的发展状况不甚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翻译介绍国外的新闻著作，自然拥有它的意义和价值。
前途
48岁并不足以构成一个人的资历，他的历史并不由轰轰烈烈的事迹组成，而更多表现为一个人和时代有意无意地抗争，同时被时代裹挟前行。古老的中国圣人孔子曾经用“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来表述自己五十岁之前的人生各个阶段。这种划分人生的标准，曾经成为大多数中国人划分自己人生的标准。但对于展江和他身在其中的一代人而言，志于学、而立、不惑、知天命在相对应的人生时段都成为奢侈。
展江调侃自己已经度过的48年说，这48年并没有任何不顺利和可以被称为不幸的地方，而只能被称作不正常。相对许多人而言，他既没有受到政治运动的直接波及，遭受人身和精神上的伤害，也没有受到过贫困的威胁。不幸总针对个体，而不正常则能够被用来形容一代人。作为一名个体，他的家庭能够给他提供尽可能多的资助：在江苏扬州，展江的父亲是一位服务于市委市政府的老公务员。家庭没有带给他任何坏运气。
对于一个生于1957年的人来说，经历的不正常首先在于求学时期碰上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运动。在志于学和求学年龄，社会并没有为他们提供去实现志于学和求学的环境。
那个时候，大学难以为他们敞开大门，而当时的职业选择范围相当有限，对一位自己和自己的长辈都寂寂无名的年轻人来说，似乎只有三项受人尊敬的职业可供挑选：进厂做工人、下乡当农民、参军成为士兵。1976年初，18岁的展江是当地一家工厂的钳工学徒。但为了家庭考虑，他必须选择在1976年底成为一名士兵。展江的哥哥已经下乡，为了让妹妹继续留在城市，免去下乡的职责，他不得不加入东海舰队舟山基地的一支海军部队。当然，他更向往读大学。不过，时代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在他参加军队的次年，国家开始恢复高考，而社会秩序也开始恢复正常。
从军
这支海军大部分时间呆在舟山，一个人口仅为7000到8000人的小岛上，偶尔出海，用口径为57毫米的炮打靶子。舟山离台湾很近，大概有550公里，飞机十几分钟就可以走完这段距离。士兵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生活艰苦。在这支部队中，听收音机不被允许，有烟瘾的士兵几个月才能辗转获得一包香烟，而大多时候，他们能用纸张卷着烟丝来抽，已经很不错了。
对于志不在此的年轻人而言，伴随着9年军队生活的是不断的希望和不断的失望。很显然，这个年轻人并不希望长久呆在军队中。他真正感兴趣的是高考。他不想在军队中呆过当时参加地方高考的年龄线：25岁。他数次提出复员回家的要求，都被拒绝了。不过他的要求也让他的处境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改善，从会计变为一位副连级的政治部宣传干事。
在这一系列变动中，惟一不变的是他总莫名其妙随身携带一本《基础英语教材》，自学英语，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何如此。虽然他渴望参加高考，但已经进行的两届高考都没有把英语纳入考核范围。不过，这可能是他所能做的表示自己不会妥协的惟一事情。
作为宣传干事，展江似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给自己订阅了新华社的影印外军资料，挑出自己感兴趣的文章翻译成中文，给《解放军报》投稿，并且大受欢迎。为此，他连续两年获得东海舰队新闻报道个人二等奖。当然，这也是他发现的英语的惟一用途。
在这个海岛上，士兵们必须为自己建造房屋。这个过程包括用最原始的手段搬运岩石。展江在背石头的时候腰被压伤，住进医院，同时也带给他一次离开部队的机会。他在医院中得知军队有一批复员名额，急忙找到上级，表示不愿意因为伤病给军队造成负担，要求复员。这次他成功了。
宣布复原之后，他去了一次《解放军报》。老编辑见到展江异常欣喜，说了一些对他的年轻和才华的溢美之词。毕竟，当时军队中能给《解放军报》供稿的只有两人，一个供职于某司令部，另一个是展江，供职于基层部队。当展江嗫嚅着说“我已经复员了”后，顿时冷场。
求学
1985年，28岁的展江离开军队。携带着9年军旅生涯留给他的三级伤残证明，展江开始一连串的求学。他拒绝了父亲的朋友把他安排到市政府外事部门的好意，决定到扬州师范学院的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在图书馆中的一年半里，除了搬书搬杂志，他考完了12门课程考试，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英语本科文凭。随后，他通过招聘考试成为《扬州日报》的一名编辑。
在《扬州日报》副刊组呆了6年，展江没有参加过市委市政府的会议，这对当时的党报记者来说有点滑稽。可是当《扬州日报》副刊组要扩大为副刊部时，这个自称不求上进的家伙竟然当上了部门副主任。这份工作开始让他熟悉新闻业务，尤其是编辑业务。每个周末，八个版他必须过目，部门主任是一位专业作家，不问编辑事务。不久，他觉得这份工作太累，没有时间复习考研，就借机调到报社的广告部门。
当他决定要考研的时候，已经30岁了。而当他1991年最终考上人民大学新闻学研究生时，已经34岁，儿子都已经上了小学。三人间的宿舍里最小的一位同学比他小12岁。在学校里，他每天和大家一样吃食堂。假期回到扬州时，往日同事问他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得到回答后，对方一撇嘴：“让我去我也不去。”要知道，他在《扬州日报》工作的时候，部门成员出入都已有车接送。
展江在人大一呆就是5年，不但读了硕士，还读了博士。这让家里人想不明白，因为在1990年代初，一个讨论“卖茶叶蛋胜过造原子弹”的年代，许多人通常说：读硕士是误入歧途，而读博士则是无可救药。至于读博士，他说这是阴差阳错，因为同宿舍那个比他小12岁的同学拉着他去陪考。他在博士时期的导师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博士童兵教授。
1996年博士毕业之后，展江拥有一个留在人大执教的机会，可是学校只能提供一间筒子楼房间，没有私人的厨房和卫生间，这对准备将全家搬到北京的展江来说实在有些难堪。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则提供了比较宽裕的条件，至少有二十几平米的两间房。展江骑着自行车从人大西门出来，顺着马路到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联系任教事宜。结果，他在那里一呆就是9年，这同他当兵的时间一样长。只不过，此时自愿而彼时无奈。
这位自称赶上时代末班车的学者在学院里拾阶而上，1998年成为副教授——也是在这一年，展江开始大规模组织翻译国外新闻学理论和业务经典著作。而2001年是他学院生涯的一个高峰。在这一年他拥有了教授头衔，也是在这一年他被选举成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系的系主任。
翻译
翻译是一项苦差事，至少在目前的中国是如此。对于那些生活在学院中的知识分子而言，翻译出来的著作不能作为评选教授和副教授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而言，翻译也不能为一个教授或者副教授博取学术上的声誉；而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翻译的书不能抽取版税，只可以领取固定稿费。展江清晰地记得，当他把自己翻译的第一部译著《新闻与正义——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集》送给自己的老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一位老院长时，老前辈苦口婆心劝诫：“这书很好，可是我劝你不要去翻译。翻译的书再好，也是人家的。去写书，那才是你自己的成果。”
但是，要想做好这项不讨好不讨巧的工作却会生生累死人。1999年1月，著名翻译家、社科院美国所的老所长、美国问题专家董乐山先生逝世。有人说，董先生正是由于翻译过于劳心劳力而逝世的。这位翻译或主持翻译过第一版《美国新闻史》、《西行漫记》、《光荣与梦想》、《苏格拉底的审判》、《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九八四》、《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等著作的老一辈翻译家，为包括林贤治在内的众多学者所推崇，在美国研究领域也为后辈如薛涌等仰慕。但是被新闻界忽略的是，董老先生所翻译或主持翻译的很多书都是新闻领域的著作或新闻记者的著作，比如从上面列举的《美国新闻史》第一版到《第三帝国的兴亡》。展江将董乐山视为楷模。他坦然承认，自己所主持翻译的几个版本的《美国新闻史》，都承蒙董乐山先生打下的基础。
在展江翻译历程中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材《新闻报道与写作》的翻译。这本译著的出版花费了两年多时间，华夏出版社的编辑换了五位，而翻译的原著也从第八版改变为第九版，这项变动让翻译者更改了20多万字。
这项被友好强加的任务，其过程成为一项苦役，而结果却似乎很完美。尽管在翻译过程中有海外朋友劝告展江：“翻译这本书，一点都不适合中国国情”，但这本书却被一些新闻媒体作为培训记者的教材，在理论界和实践者中受到好评。
展江所做的翻译，就像他的人生，从来没有一个刻意的目的，但却有意无意朝着一个方向发展。
他声称自己在新闻学术界处于边缘地位，但却由于自己的译著而被新闻操作者熟知。他声称自己所做的事情就像自己的人生经历一样，很少带着先验的目的，而只被时代裹挟前行，就像他所喜欢的哈耶克终其一生所阐释的社会发展规律：自发生成秩序，无人能够规划，无人能够预料。但是旁观者仔细审视，却能发现个体在这时代中自己的矜持：在军队中坚持学英语；复员后坚持去图书馆工作以方便自考；在报纸里不随波逐流而仍志于学；先学外语后学新闻；甚至当年编译外军军事动态和今日翻译新闻理论著作，之间联系也并非无迹可寻。在一场自发生成的人生经历中，个体同样努力打造着因果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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