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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茂文
媒体近日报道，去年年底，清华美院著名教授陈丹青向院方与校方正式递交了辞职报告。他坦承：“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
陈丹青说：“只要出现‘量化’、‘管理’、‘科学’、‘科研’等等辞令，我就不会填写类似的表格，这类辞令与人文艺术及其相关教育无涉，在这些辞令构成的话语文本中，我们无法辨认人文艺术的规律与本质，因此，我不要进入这一‘话语圈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国的学术领域开始沾染上日益浓厚的行政色彩，学术行政化逐渐深入到高校的各个学科中，就连非功利、非程序性的艺术学科也未能幸免。
学术行政化表现得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学术评价的行政化。在各种名目繁多的评优、评先、评职、评估与考核中，单位主要依据的是教师和科研机构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数量，这种只看外表，不看内容，只看载体的行政级别，不看作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评价标准，深深伤害了学术本身。
这种评价体系也导致了一些艺术表面繁荣背后的隐患：艺术在学术论文数量的增加中退步。在这种体制之下培养出来的艺术家只能是“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
由学术行政化衍生的另一怪胎是人文艺术类研究生和博士生招生考试的异化。27年前，陈丹青投考“文革”后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究生时，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录取。他在外语考卷上写下“我是知青，没有上过学，不懂外语”。
而现在，无数的艺术青年面对的是中国式考试制度的残酷：几乎是外语决定一切。因为外语不及格，陈丹青带的第一炉“博士生”被“作废”了；因为外语关卡，陈丹青长达4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
学术行政化还有一个表现是学术团体的行政化。行政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学术研究会或科研活动的带头人，往往由一定级别的领导担任。如果这位领导干部本身在科研和学术上并不出众，那就很难期望能出什么好成绩；而反过来高水平的学术、科研人才参与行政工作，则又会成为对其学术和科研的掣肘。有“中国试管牛之父”美称的广西大学教授卢克焕就坦言，在担任副校长的职务后，自己最盼望的就是能够尽快卸去行政工作，将精力投放到科学研究当中。
由此可见，要防止中国艺术被学术行政化侵蚀的命运，要让陈丹青那样的艺术家能安心工作，只能是让学术行政化早日退出教育和研究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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