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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前，湖北省京山县农民佘祥林因“杀妻”罪被判入狱，11年后，他的妻子却戏剧性地出现了。由此证明7年前对他的判决是一次错判。(3月31日《新京报》)
佘祥林已重获自由，大家为其性命得以保全而庆幸。但是，按照司法机关当时的认定，佘祥林是为另娶他人而用石头砸晕妻子，又将其推下水塘溺毙。若该“事实”被查证属实，显然应属刑法中“罪行极其严重”的行为，被告人理当被判处死刑。
然而，此案由当地中级法院一审判决死刑后，经过上诉、发回重审、退查、起诉、再次退查等环节，最终却由京山县人民检察院负责起诉，并由同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
依照《刑事诉讼法》之规定，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基层法院无权审判。此案审判权被移转至基层法院，说明上级部门认为佘的行为“不足以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如果连杀妻沉尸都不足以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那理由只可能有一个———证据不足。
《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实际是要求司法机关在断案中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以确实、充分的证据裁断是非。而不是回避问题，疑罪从轻，将无法查清的案子用确定有罪却又从轻、减轻刑罚的形式敷衍塞责。
佘祥林案几经周折，及至最后被判处相对较轻的刑罚，说明各级机关都明知该案已属“疑案”范畴，最后形成的有罪判决，显然是“疑罪从轻”的违法行为。7年过去了，如今，《刑事诉讼法》又将面临修改，但促使当年的司法人员作出“疑罪从轻”判断的各种因素却依然存在。
比如，用“破案指标”衡量工作成绩的考核方式，只会使执法机关在一味追求破案率的同时，忽略对嫌疑人权利的保障。而外界对司法机关的干扰，更将左右其判断。一位美国律师朋友曾问我：“如果辛普森案发生在中国，他会是什么命运？”我答道：“也许会是死缓。”因为像辛普森这样的有钱人，又涉嫌那么凶残的杀人案，若因证据不足而脱罪，不仅公众情感上难以接受，媒体、舆论也会向审判机关施加影响。
行政部门为避免出现社会秩序的波动，也许会在权衡社会、个人利益后作出牺牲个人权利的选择。
事实上，佘祥林案的审判权当初之所以被交由基层法院行使，还有一个潜在的好处，那就是被告人上诉后，本地中级法院即可终审判决，案件无法再上诉至高级法院，这样，案件的判决结果就在当地政法部门掌控范围之内，既不致因错案追究而令相关人员承担责任，也不会因“无罪判决”闹出社会波动。
在证据、程序都存在问题的“疑案”面前，是“疑罪从无”还是“疑罪从轻”，意味着个人尊严与司法专制的两难选择。刑事法治的真谛在于个人权利的保障。若抽象的统计数字、空洞的利益衡量成为司法选择的主导，那么，人的尊严将受到损伤。
□何帆(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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