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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浩
据说北宋王安石任相时，曾有人向他提出填梁山泊八百里水面，造万顷良田的建议。王安石闻言大喜，于是问到了湖被填后往何处排水的事，旁人的对策居然是再在梁山泊旁挖一大湖以装梁山泊之水。这则“填湖挖湖”的事可不是笑话，王安石听后非但不觉得荒唐，反而想着手实施，只是后来由于客观原因没有做成而已。为什么王安石会愚蠢到如此程度
呢？
先不说王安石，看一则3月30日《新京报》的新闻：为了向一家企业提供造纸原料，“巩固招商引资成果”，海南省某地近两万公里公路两旁的防护林将被砍伐，代之以数年一伐的纸浆经济林。当记者采访该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负责人时，该负责人不但相当清楚我国林业法律、法规，同时向记者解释：本来是打算依法采取间伐这种方式的，后来考虑到间伐费时太长，不足以达到在短时间内“巩固招商引资成果”的目的，所以才采取了一次性砍光的“突破性”政策。
显而易见，海南省的做法要比王安石有理由。毕竟，海南省做的不但是砍了以后还要种，而且种上的是那种能够留住引进企业、具备更高经济价值的新树，这可不像王安石那样，填了再挖，浪费人力物力不说，还没有任何价值的提升。然而，伐树事件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海南省有关部门在明白他们的行为是违法时，还愿意堂而皇之付诸实施呢？难道地方政府仅仅是受利益驱动吗？其中原因实际上应该和王安石的一样。
或许王安石内心能够意识到“填湖挖湖”的荒谬，但他时任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非同寻常，一般的律令规章对他来说都是没用的。因此，他的自身喜好就成了做任何事的前提条件。据说，王安石本来就很喜欢填水造田。他任江宁府尹时，就曾经填湖造田，后来虽然不至于走到哪儿填到哪儿，但填湖造田几乎成了他显示自已政绩的表现方式。可见，权力不受约束，凭其为所欲为，哪怕是圣明的人，也经常要做出蠢事来。
实际上，海南省地方政府是知道法律怎么样规定的，而且非常清楚法律条文中具体的处罚制裁措施，但他们偏就不依法办事。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长期以来的工作实践证明了法律约束的低效，证明了权力的无所不能。正因为他们对权力的崇拜与迷信，才使得在利益驱动下，敢于违法。由此可见，症结还在于对权力的约束。如果权力大于法，那么法律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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