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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吉涛
近日读报，有两件事让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第一件。在《中国律师》杂志社主办的“包头空难”法律研讨会上，著名法学家江平、姜明安等专家认为：目前空难理赔标准是1993年国务院132号令确定的7万元人民币，这
一赔偿额度无法体现对空难人员的保障。1996年实施的《民航法》，授权国家民航总局制定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的赔偿责任，但民航总局迟迟没有制定相关标准。专家们认为这是民航总局立法不作为。(3月28日《新京报》)
第二件。日前在重庆市商委与餐饮商会会员单位召开的“自带酒水服务费”研讨会上，与会者一致表示，经营者有权收取适量“开瓶费”。市商委餐饮服务处与重庆餐饮商会将联合拟订有关“开瓶”服务费的收取标准。中国烹饪协会对此公开发表意见，支持餐饮企业收取“开瓶费”。(3月28日《重庆晚报》)
这两件事表面上看风马牛不相及，本质上反映的却是同一个问题：部门行业立法问题。民航总局是消极立法，该立而不立。重庆餐饮业是积极立法，本来没有立法权，但它执意要“填补法律空白”。这两家，虽然表现方式不一样，却殊途同归，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那就是通过立法为本部门本行业“圈利”。
1993年，人们的平均工资仅有几百元，那时的空难理赔标准是7万元人民币。现在，人均工资千余元，可空难理赔标准却不变。事情合不合理，不必由法学家来证明，普通百姓一看便知，民航业岂能不知？但是民航总局迟迟没有制定相关标准，这显然是“趋利避害”之举，通过牺牲乘客利益来保障全行业利益。这种“回避立法”或“拖延立法”的行为，是典型的立法不作为。
有关“开瓶费”的问题，其实法律早就认定是“不合理收费”。十分搞笑的是，重庆餐饮业居然认为，这是法律空白。不错，法律条文的确没有“开瓶费”的字样，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出现空白。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有许多原则性规定，完全可以调整这方面的法律关系，比如说公平交易、诚实信用等规则。从另一个角度讲，法无明文规定，对消费者来讲即自由，对行业企业则是“禁止”。既然法律没有提“开瓶费”这回事，意味着这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无权干涉。既然法无明文规定，说明相关行业部门立法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法律依据，就无权立法。为“开瓶费”立法，是违法之法。
以上两件事，只是冰山之一角。这些年，部门行业通过立法、立规、立制为自己“圈利”，损害公众权益的现象比比皆是。有学者将之称为“立法寻租”或“立法腐败”。立法“圈利”危害甚巨。部门立法一纸定乾坤，公民纵有千万理由，人家一句“这是法律、这是规定”，便可以塞你之口，让你有口难辩。时下，又有几人能跟“法律、规定”叫板？
霸王合同，霸王条款屡见不鲜，打而不死，很大程度是因为它们的背后有“部门立法”的影子。部门立法，由于利害攸关，很难站在完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立的法很可能成为一部“部门行业利益保护法”。这样的立法是很值得警惕的。因为，如果放任部门立法“圈利”，必将对社会公平造成极大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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