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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西风
这两天，我国司法领域反腐败案件当属马德卖官案最吸引人眼球了，这不仅是因为此案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卖官案，也因为此案牵出了韩桂芝、田凤山等省部级高官。
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把其执掌的市委大院变成了一个乌纱帽批发部。在马德那里
，小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大到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各市、县区内局委办各部门的一二把手，每个官职都有其价位，虽未明码标价，但也人人心中有数，即所谓官场潜规则。检察机关对马德提起的17项受贿指控中，12次受贿与“卖官”“保官”有关。这也是司法机关首次详细披露马德受贿卖官的具体行为。
12次卖官行为，不明则已，一看还真能让我们悟出什么。
首先，这12次卖官行为90%以上发生在两年中，即2000年3月至2002年春节期间。2000年2月，马德由绥化地区行署专员任上擢升为绥化市委书记，2002年4月被“双规”。就这短短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马德居然就从下辖10个县市半数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口袋中掏走了600万元人民币，其中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多人，可见马德卖官横征暴敛、肆无忌惮已到了何种程度。
其次，这12次卖官中，除了有一次是他在任绥化行署专员时，即1998年春节至1999年春节期间，三次非法收受明水县县长吕岱给予的6000元外，其余11次，全是他在市委书记的一把手交椅上干的勾当。说来也有趣，明水县县长吕岱给专员的“礼金”三次加起来也不过区区6000元，但时为专员的马德一年后摇身一变成为绥化市委书记之后，还是这个吕岱，为自己职务的晋升，一出手就是14万。不知道是这个吕县长一年下来钱包厚实了，还是马德的“身价”不比从前了。
12次卖官，11次与市委书记这个一把手有关，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一把手的腐败与一把手的监督更甚于其他级别和职位的官员。
长期以来，在党员干部中有种“一把手综合征”之说，意即某些干部在没当上一把手之前，还有被监督意识，行为较为收敛，一旦坐上了头把交椅，权力欲一下子膨胀了，再加上制度上的监督缺位，部分一把手往往为所欲为，一个人说了算，造成权力失控，为腐败堕落埋下祸根。这也是党建专家和反腐败学者极为关注并着力调研的课题。近年来，一把手腐败现象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党内监督已把重点放在对权力特别是一把手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上，中纪委监察部对派驻机构实行统一管理，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对一把手监督的制度体系。但不可否认，一把手是腐败高危人群，对他们的监督还存在事实上的难度。据不完全统计，近日北京反腐教育展上，一把手腐败案件就有15件，一把手监督缺位是其案件的普遍特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越是天高皇帝远的地县一级城市，其党政一把手的腐败案发率越是高，如何加强对地县一级党政干部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是一件刻不容缓而又需要对症下药的事情。
昨天看电视台重播电视剧《龙年档案》，剧中就有一位县委书记马汉山，跟马德可谓如出一辙，不相上下，卖官卖得自己都有了心得。他的最大体会是，收了人家的钱就得给人办事，不然迟早得出事。因此他的出事纯属偶然：小偷光顾他家偷了几十万给警察抓了，一下子想捂也捂不住了。
马汉山收了人家的钱，一定会报之以李，马德恐怕也不例外。那些靠送钱买得官爵的人一旦坐上了想坐的高位，恐怕也不会闲着。他们会从卖官的市委书记县委书记那里取得真经，如法炮制。这也正是卖官腐败案件的可怕之处：由一个人的腐败引发群体性腐败，继而导致体制性腐败。所以说，马德卖官案，值得所有人好好悟一悟。
作者为本报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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