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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道理
嘴力劳动者和个别的脑力劳动者其本身因为专业人士的定位，是可以给社会做出贡献的，也可以保护好大家的利益。只是在不理想状态下，一切变得很模糊
伍泰迪(北京瑞德公司品牌推广总监)
先说一个笑话：深夜，蒙面抢匪在街上用枪指着一位衣冠楚楚的男子说：“快！把你的钱给我！” 那人勃然大怒，回答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我是国会议员！”劫匪：“哦！ 那么，把我的钱还给我！”议员在西方跟律师一样总是被民间调侃，没事的时候大家不在嘴上糟蹋他们一顿仿佛不能表达他们对议员、律师的蔑视。
议员或者律师是完全不同的职业，之所以成为西方人痛恨的族群，我想也无非是一个理由：他们都是替别人来做事的，并且是要收费的。这本来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厨师还替人做饭，也收费，但厨师就没有受到太多诟病，原因是厨师是有一门手艺的。而议员、律师之类替人做事基本上是靠嘴来完成的。古今中外，但凡依赖嘴皮子谋生的人都不招人厚待。所以他们受人非议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个世界上通常把劳动分成两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一般说来，体力劳动者是心里最踏实的，最具心理优势。脑力劳动者虽然总是显得更体面一些，但也要经常提心吊胆，有的原因是脑力劳动的技术含量不高，比如拍脑门决策这样的活；有的是因为脑力劳动不像穿衣吃饭这样的活具有必须性，比如我们历史当中的某个时间段，所有脑力劳动者基本上要到干校这样的地方做体力劳动才能被定义成合格的“人”，这个时候大家就痛恨自己没有手艺，不如一个体力劳动者的劳动更有保障。在脑力劳动者之中，我认为还有一个特殊的类别，就是嘴力劳动者。
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一群耍嘴皮子的人，人太能讲话显然不招人喜欢，还要拿讲话这个事来赚钱就更加让人不耻。议员要替其代表的选民来代言，律师要替雇主讲话来赢得利益，人类创造这些职业当然是合理的并且是必须的。
但事情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虽说这两种职业都有善良的初衷，但把自己的事情交给别人做，并且这些人还要花自己的钱(不管是以纳税的形式还是以律师咨询费的形式)，总是不放心的。“他能做好吗？”“他是不是只为了多赚我的钱才搞得这么复杂？”“他是在替我办事还是替钱办事？”人总是不放心别人的，本来是避免自己麻烦，才交给专业人士解决的东西，最后反倒被这些人牵着鼻子走，这种事搁在谁头上谁会开心？专业人士(有的时候他们也被称为“专业人士”)就有这样的魅力，结果这种职业越来越发展成像全民公敌的样子，但大家还是离不开，麻烦也越来越多。
这麻烦有时候比想象的还要大。前几日我看到一个消息很有意思：我们这里开“两会”，有一位代表提出应该取消限制警察检查身份证的前提条件。据说警察是不能随意检查公民身份证的，法律规定在四种情况下才可以检查公民证件。(很奇怪的是，这个法律条文应该也有些时日了，但我看很少被人提及过，这样的法律在我们这里是越少人知道越好)这位议员，不，这位代表说为了社会治安好转，应该取消四个前提条件，警察可以在任何时候检查身份证。他的这个提案引起敏感记者注意，他还接受了采访，记者问，你的这个主张事先调查过群众意见吗？这个诚实的人回答说：没有。
单单这句话就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他是人民代表，为什么不去问人民意见？他怎么可以这样无视人民赋予他的代表资格？当然也有很多人说了另外一些真话，我这里就不转述了，防止有人认为我心怀鬼胎。但我还是得说，人民代表的提案最好还是征求一下人民的意见，至少作为一个代表你应该知道你不是代表管理机关的，你是代表人民的。你当代表，庸庸碌碌一点也没什么，但你也别想着法子去琢磨怎么给大家添堵啊。
从这个意义上说，嘴力劳动者和个别的脑力劳动者其本身因为专业人士的定位，是可以给社会作出贡献的，也可以保护好大家的利益。我是说在理想状态下。不理想的状态下一切就变得很模糊，像这位代表，虽然在我们这里不叫议员，但多多少少从事的工作还是很近似的，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我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想起了那个劫匪：你把钱还我，我不要你代表我好不好？
当然在大多数时候我是不愤怒的，全世界人民都一样具有阿Q精神，调侃一下一般也就过去了。对于沉默的大多数来说，一劳本神地工作生存，就算没有代言人也不是一件天塌下来的大事。阿Q精神的好处是可以想象一个蒙面劫匪去奚落一下议员。恰好我还记得一个笑话说的也是这个事：
某人听说施行某种手术可以使他得到一个新的脑子，他走进医院，问医生有些什么货色贮存着。“这是一位出色的工程师的脑子，每盎司500元。”“还有什么？”“这是一位律师的脑子，1000元一盎司。”“你们还有点什么吗？”医生们面面相觑，接着示意他走到一个遮盖住的容器前面。他们轻轻地说：“这是议员的脑子，它每个盎司要25万元。”“啊！为什么这么贵？”那人惊呼道。医生们对他说：“首先，这个脑子几乎没有使用过；其次，你是否知道，得有多少个议员才能弄得到一盎司的脑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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