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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晏南山
在当今中国，建设与保护就重要性来比较是失衡的，资金往往流向建设，而文物与文化的保护分到的多是捉襟见肘的残羹剩饭，一大批早已被公认为价值很高的文物迟迟得不到修缮，最终或自然死亡或随着轰轰烈烈的危改一并倒塌。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建设带给人民的利益着实是丰富且最有现实意义的，你很难让住在大杂院的居民不向往现代化生活，反而去关注老宅的文物价值。但我们的核心问题是：当前文物破坏的愈演愈烈已经触犯社会正义，而已非危改不足、力度太小、城市建设缓慢的问题了。现在那些大肆破坏文物的人，是在用一些危言耸听的言论来掩盖真正耸人听闻的反面事实。“建设性”的破坏对文物保护已带来严重的后果。
“历史文化名城”，这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厚重称谓，现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一棵会落下铜板来的老树。中国只要稍有点年头的城市，都争着抢这个称号。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个称号很少能约束城市规划中疯狂拆迁文物的行为，许多“历史文化名城”都在狠命摇晃这棵老树，什么时候嫌它枝丫别扭，就什么时候刀锯相向。所以，只怕这个美名，更多的是经济的利益，跟文化是没什么关系的，就算把老城推平了，也还是可以挂个名的——起码，本市“历史上”是一座文化名城，即便现在不是了。
狡辩主义在文物保护工作中泛滥，就是灾难。一次去四川成都，到十陵，看地图上有一处药王庙，好半天才找到位置(庙址在当地小学内)，没庙，原来庙在两年前被拆光了，修了新学校，只剩几个柱基，虽不精美，但也明显是古物。我们当然不反对修新校舍、发展教育，但不用干什么事都跟文物过不去吧，管理人员说，资金不够，庙已成危房，会砸到学生，因为安全原因所以才拆了。这就是狡辩，没钱保护一处文物，却有钱修高大洋气得和周边环境都不配的办公楼。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民间对文物的收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国“藏富于民”的传统理念历久弥深，不可小觑。有时候，文物藏于民间，或许才能真正得到保护。前些年，有一个日本老人收藏了大量北京的门墩，还办了展览，在令人惊叹北京门墩之精美的同时，更有一种莫名的惭愧和恐惧。日本友人尚且能想到保护我们的文物，我们的一些地方却对摧毁它们毫不在意，怎不叫人惭愧？恐惧的是，如果没有人去收集这些看似不起眼，其实蕴含着巨大文物、艺术价值的东西，那么这些宝贝会面临什么结果呢？估计会湮灭于垃圾堆中，消失于世了。依此类推，每天中国无数的城市不知道在上演多少文物扫荡战，不知多少文物不明不白地就随着推土机的烟尘化作一股青烟了。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怎么形成的呢？是靠慢慢地累积和沉淀。一栋老宅，一座古镇，一棵古树，如果从功利的价值观考量，它们可能就是一些破旧的老古董，是发展的障碍。但从文化沉淀的视野看出去，其中蕴含的文化价值却厚重丰润。文化的积累需要漫长的时间，但对文化的破坏却可以在一眨眼之间。一个长官意志，一个不负责任的规划，都可让文物古迹在瞬间消失。谁人会痛心疾首，领导？专家学者？民众？痛心又有何用？照此发展下去，中国文物(特别是文物建筑)所承载的文化沉淀终将不复存在，中国的“文艺复兴”将被釜底抽薪。改变这种惨况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文物保护必须“过”，而不可“不及”。文物的保护同经济建设一样，都需要长远考量，一旦拆完就完了。现在的沾沾自喜，肯定换来后人的谴责和痛惜。给文物古迹和民族的文化留一点生存空间吧，不要把千年的文化沉淀全砸在几十年不负责任的“规划”中。让她们永存，就是让我们永继。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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