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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
浙江宁波百名人大代表因不能服务选民主动辞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大代表还有另一重身份：其中相当一部分具有官员身份，他们的请辞，主要原因是因为工作岗位或职务变动而被组织要求辞职(3月17日中国青年报)。
诚如宁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文蛟所言：“这是一个被‘逼’出来的制度。”一部分人大代表又是地方行政领导干部，‘一府两院’本是人大监督的对象，这么多的县级机关官员同时身为人大代表，如何行使监督权？”而且，职务的变迁也影响到了人大代表在各部门、各乡镇的实际名额分配不合理。
一个被‘逼’出来的制度，自然不是一个完美的制度。事实上，这部分人大代表的官员“来源”决定了他们同时也受制于这种身份，正如在此前《南方周末》的另一篇相关报道中，一位“官员”人大代表坦言：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行政职务“优先”于他的人大代表身份，他这两种身份又“优先”于他服务于选民的个人素质。所以，一次简单的行政职务变动，就会波及到他的人大代表身份，从而决定了他是否该辞去人大代表。
不少地方出台“‘官员’人大代表请辞”这项制度，首先是为了解决代表结构和官员的代表身份问题，而不是首先针对不作为的代表。更重要的是，一个代表合不合格、该不该辞职，应该由谁来确定？在几乎所有的辞职制中，都是组织力量在发挥主导作用，这与自下而上的选举规则、与代表由选民决定的规则产生了根本冲突，是对选民意愿的“遗忘”。
本来，人大实行辞职制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操作方式似有以行政规则取代选举规则之嫌：人民代表是选民选出来的，辞不辞职应当取决于代表的自觉以及选民的意愿，这是选举规则决定了的，如果中间夹杂了行政意愿和手段，过分强调行政干预，就破坏了自下而上的选举规则，把人大代表这样一个选举出来的职务变成了一个任免的职务。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规定，人大代表既然是选出来的，那么他不当代表也应当由选民来决定代表自己不想当除外，权力来源于哪里就还原于哪里。我国的宪法和代表法并没有明确授予任何一个部门告诫代表并建议代表辞职的权力，连人大自身也没有这个权力。因此，先由行政部门找这些“官员”人大代表谈话，然后再督促他们辞职的做法，往好处讲，客观上它是在用行政观念塑造代表组织；往坏处讲，它有可能给一些政府官员随意改变代表权力提供了便利。
不过，一个被‘逼’出来的制度，也自有其合理之处。它反映出的恰恰是“官员”代表们双重身份的尴尬所在。在成为人大代表的过程中，有些“官员”代表就是因为自己的行政职务而“天然”地成为了人大代表，期间缺乏选民在充分了解个人情况后再选举的必要程序。脱胎于相对封闭的程序，就会造成行政组织的意志大于选民意志，所以，一切都是行政组织在“代劳”选民对人大代表履职能力的考虑：他是否出席了足够数量的会议？是否提出了足够分量的提案与议案？是否因工作调动而无法充分与辖区选民接触？这些绩效考核，都是由行政组织来完成的，而不是由选民来完成的，所以，它最终回归到封闭的程序中，出现了“不得不由行政组织出面劝代表们辞职”的尴尬。
人大代表辞职，由谁说了算？最终恐怕还是要由选民说了算。事实上，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民众对人大代表履行代言人职责的需求日益强烈。由于在改革中利益的多元化、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分配方式的存在，由于收入差距的拉大，由于新旧体制转换所带来的震动和磨擦，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和存在着各种社会矛盾，某些矛盾甚至比较突出比较尖锐，民众迫切需要通过制度化的利益诉求渠道来缓解乃至解决矛盾，《代表法》对人大代表所拥有的权力规定是非常明确的，如可以提出议案或建议、进行询问、参与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参加视察调查、参与审议评议、提出质询案罢免案等，履行代表职责的方式不可谓不多，行使代表权力的途径不可谓不广。
正因为人大代表被赋予的权力与职责是如此之重要，民众对人大代表的产生过程、履行职责情况有比以往更加高度的要求。他们同样希望通过一定程序选举出合格的代表，罢免不称职的代表，监督代表们的工作。一些地方开始试行“人大代表向选民定期履职”，就是把判断一个人大代表称职与否的权力交给民众的尝试。而宁波市人大正酝酿出台《宁波市人大代表辞职制度》，其中如何体现“人大代表称职与否，选民说了算”的精髓所在，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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