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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金庸小说入选课本、刘翔事迹收入教材，近日，台湾歌手周杰伦的歌曲《蜗牛》入选上海市中学生爱国主义歌曲推荐目录之列，再次引起轩然大波。
教材改革饱受争议，表面原因有两个：一是变动后的教材本身是否合理受到质疑；另一个是众口难调、大家各有想法。所以，每次教材改革出台，我们听到的声音大多是针对教材改革合理与否提出具体的褒贬意见，或赞成或反对，却甚少分析争议是非之后的潜在原
因，即为什么受到争议。
单纯就具体的个案发表看法，好处在于“一事一议”，可以为具体的教学改革提出具体的意见或针对性的解决方法。比如，台湾歌手周杰伦的歌曲《蜗牛》入选上海市中学生爱国主义歌曲推荐目录之列，探讨其中的是与非，对于理清通俗音乐与爱国主义教育之间的关系，对于探索青少年德育新形式，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然而，个案分析限于具体指导。教材改革接二连三出台，却屡受质疑，其原因除所改教材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之外，教材改革本身是否存在普遍性的缺陷和不足？公众质疑、争议教材改革的背后是否隐含某种普遍性期待？这些问题显然值得我们思考。
公众争议教材改革，其中透露的含意我们可以这样分析：公众在分析教材改革好与不好、该与不该的背后，其实也表达这样一层意思：教材怎么能说改就改，为何改、怎样改是不是应该征求我们的意见？如果公众对教材改革没有干涉的欲望，相信不会有热烈争议的激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争议教材改革的背后，事实也是公众对教材改革为何改、怎样改的“要权”。
而这种“要权”，既不能片面理解为公众对教材改革的指手划脚，也不能简单视作公众“我说了算”的霸权心理体现。人们对教材改革的争议，更多意义是教材作为“公共物品”理应征求公共意见的自然反应。我们可以看看现在的教材编写或者说改革流程———教育主管部门牵头，若干编写人员“闭门造车”，指定专家审核，专家局限某一学科，编写人员总是那么几个，教材编写甚少在更广泛的层面听取学生、教师、家长的意见，结果方案一出台就饱受争议。试问，如果事先征求公众意见，收集各方说法，无谓的争议是不是可以避免？
实际上，纵观教改争议不难发现，公众质疑的焦点并不在于教材内容本身，而在于它的导向价值。金庸小说入选课本是倡导侠义精神还是培养阅读情趣？刘翔能否承担时代榜样的重任？歌曲《蜗牛》能否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公众质疑教材其实对金庸小说、刘翔本人、歌曲《蜗牛》并不存在是非争议，他们主要是反思其中承载的实际导向作用。需要明白的是，教改应该是为了更好服务教育———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拓宽学生的阅读视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弄清这个“原始导向”，无疑有利于指导教材改革。
教材是一种“公共物品”，教材的编写或改革，需要遵循严格的规范程序和吸纳一定的公共民意。公众争议表露出的期待参与教材改革的潜在愿望，实在值得相关部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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