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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四倍／文
“没有啊！我去年的年收入，绝对没有730万，我的收入哪有那么高啊？”2005年3月，刘晓庆在得知自己凭借730万的年收入登上《福布斯》排行榜后，拼命哭穷。
尽管刘晓庆一再声称：“我已经是彻底的穷人了，《福布斯》却没有事实根据，公
布这么一个根本就没有的吓人数字，这不是要我的命嘛！”一再说明，“我现在生活非常困难，妹妹、表姐一大家子人，跟着我过日子，一大家子人的水电费、物业费、房子按揭款，都靠我拍片挣钱来供”，但是还是挡不住记者的追问和公众的好奇，毕竟《福布斯》中文版公布她个人的年收入是730万元。让笔者更感兴趣的是刘晓庆的穷人观。因为谁都知道，彻底的穷人意味着什么？如果刘晓庆是彻底的穷人，那其他的贫困群体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处境呢？不论《福布斯》中文版公布刘晓庆个人的年收入是否属实，但是当刘晓庆坚持认为自己生活困难，“已经是彻底的穷人了”，笔者还是感到诧异，笔者以为，从刘晓庆所谓的穷人观可以管窥我们这个时代的信任危机是如何产生的。
刘晓庆之所以用“已经是彻底的穷人了”来回击公众的疑问，就在于信任关系的缺失，而这种信任的缺失也是整个社会信任缺失的反映。任何社会都需要信任，现代社会同样不会例外。但在一个“他人就是地狱”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生存情境中，信任是缺乏现实基础的。同时，信任之所以匮乏，其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文化认同感的缺失。由于绝对价值的被遮蔽，现代社会的信任不再诉诸信仰上的一致性，而是越来越诉诸契约，即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制度性均衡关系。但它在实质上已不具备信任的性质，只是在功能上可以部分地替代信任而维系社会整合而已。这正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其深刻的危机所在。
刘晓庆的穷人观是社会整合度下降的表现。现代社会的对策是更多地将社会整合诉诸法律而非道德。由于现代社会的人类交往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了传统社会，信任危机对于现代社会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加强烈。信任的存在，首先意味着道德感的可靠，当然它客观上起到了社会整合的作用。但它不是“由于”或“为了”社会整合的需要而产生的。否则的话，就将因对信任的功能主义的解释而遮蔽信任的道德性质，从而凸显其工具和手段的含义。现代社会的信任危机说到底不过是道德危机的一种表征而已。刘晓庆自认属于彻底的穷人，就是把信任当做工具的表现，折射的是时代的信任危机。
著名社会学家齐美尔说：“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的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几乎没有一种关系是完全建立在对他人的确切了解之上的。如果信任不能像理性证据或亲自观察一样，或更为强有力，几乎一切关系都不能持久……现代生活在远比通常了解得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他人的诚实信任之上。”刘晓庆的穷人观启示我们：公众应该把信任建立在哪里？公众之间还有信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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