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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
新年给国内的老友打电话。老友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在前年的一次矿难中，井底的一个矿工临死前把自己的帽子交给身边的同事，希望这个遗物能够最终落到自己的妻子手上。当妻子拿到这顶帽子时，人已经不在了。细看帽子内
面，写着几行字：“孝敬父母，带好孩子。还欠张主任200块钱……”
这是什么？这就是惊天动地的道德情操，这就是中国的人文精神。
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从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就喊得震天响。文人墨客，都在那里煞有介事地寻找失落的人文精神。你见有人到矿井底下找的吗？
对比一下中国和日本的现代精神传统，就可以看出中国的人文精神失落在哪里。鲁迅的《阿Q正传》，写的是他自己并无亲身体验的下层。在他笔下，阿Q们是一群没有自我意识、没有道德、没有自尊甚至体会不到死亡之痛苦的动物存在。其实，动物对痛苦也是很敏感的。我去超级市场的龙虾柜台前，看到售货员一打开水缸的盖子，那些龙虾就惊恐地缩到一角，生怕自己被逮去。阿Q真会像鲁迅描绘得那样在被斩首前还糊里糊涂、不知道死之恐怖吗？显然不会。
再看日本。日本的现代精神，被追溯到江户的国学家本居宣长。本居宣长是个民族主义者，他认定下层的“小人物”(他常常这样自称)更有真性情，是日本的国魂所在。到了明治年间，又出来一位柳田国男。此公出身书香门第，东京大学毕业后成了政府官僚，后在《朝日新闻》当了十多年记者，是那个时代典型的上层精英。但是，他却认定，真正的“日本精神”，在大都市已经消失，但保存在偏远农村下层百姓的生活起居之中。于是，他走遍日本乡间，记录这些精神遗产。
所谓现代性，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小民百姓的文化翻身，使他们和过去的王公贵族、士大夫、武士平起平坐。美国的建国之父杰佛逊，说欧洲的国王没有一个在美国能选得上一个小教区的行政长官，一钱不值。他认为自耕农的道德和价值，才是国家的精神基石。就连一向以精英主义著称的日本，也要通过挖掘小民百姓的精神价值来建立自己的现代性。如今一些口口声声要捍卫中国文化价值的人，开始鼓吹读经，以为这样我们的文化就得救了。其实，真要复兴中国文化，背那些一知半解的古书是没有用的。而湖南老汉李绍为，为了让客死他乡的同乡的遗体回家安葬，千里背尸，其信义与忠诚，感天地泣鬼神。我们的传统派中，有像柳田国男那样跑断了腿来调查这样的民俗、保存和挖掘其中的文化精神的吗？当然不会有。“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在那些读经派眼里，几千年圣贤就那么几个，就那么几本书，李绍为岂足挂齿？在我们的士大夫文化中，哪里还有柳田国男那样对下层社会的虔卑？
不管是传统派还是反传统派，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生产的“现代思想”，从来没有清算过这个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中的一些人才可能把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民视为二等公民，至今还对之倍加歧视。老友电话里告诉我，一个发了财的读书人，街上看见一大群找不到工作的民工，不屑一顾地说：“这些没有用的人都该被车给撞死！”听到这话，仿佛是到了中世纪。
在国外体验多年“现代生活”，才明白所谓“中国人素质低”是中国知识分子创造的最大的谎言。不久前看《纽约时报》，报导南方一个我根本不知道的镇。那里1970年代末还只有1000户左右人家。农民种田之余，织袜子去附近的公路上叫卖。那时这叫“资本主义尾巴”，被当地禁过好几次。如今，这个镇生产世界一半以上的袜子！如果不是有国际纺织品配额这种不公平的贸易保护，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他们在这个行当肯定会征服世界。你看美国的报纸，时时能够感受到人家对这样优秀的国民是多么羡慕、惊叹。
事实上，那些下层农民，那些拿不到工钱的民工，正是中国近20年的经济起飞的头号功臣。而那些低素质的中国人，实际上就集中在我们这些长期把持了文化权力的“知识分子”之中。这也怪不得，在民工干的行当中，中国是最有国际竞争力的。
面对那位矿工的临终留言，生活在大都市的知识分子们，很少有道德上的劣等感。面对民工们参与创造的经济奇迹，他们也从来不会感到自己的无能。然而，在这个新世纪，我们应该重新确认一下：究竟谁才是我们社会中的英雄？谁是我们文化的道德领袖？中国的现代精神，只有回到基层社会，才有更生的可能。
(作者电邮：evasicunxue@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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