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聂树斌被以强奸杀人的罪名执行死刑10年之后，真正的杀人犯浮出了水面（见3月16日《江南时报》）。聂树斌如果泉下有知，他是为自己的冤案终于得到了昭雪而欣喜，还是为自己不满21岁就被冤杀而悲哀？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如果当年聂树斌有权保持沉默，并且这个权利也得到了警方尊重的话，那么他今天很有可能仍然活在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他无权保持沉默，所以他就只能永远沉默了。
从报道中披露的情况看，“聂树斌已全部招认了，但他说是被殴打后受不了各种各样的审讯方法才招认的”，这是他所以被冤杀的主要原因。这样一个结果，正是“沉默权”所要防止出现的。“沉默权”的出发点是“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也就是说非经本人自愿，侦查人员不得以任何手段强迫个人供述或承认自己犯有罪行。如果强迫了，则属于犯罪行为，由此得到的口供在法庭上也不能作为证据被采纳。
在中国目前的社会背景下，强调刑事被告的“沉默权”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因为虽然从理论上说，司法机关的存在是为了维护正义，但由于“提高破案率”以及“命案必破”的巨大压力，这也使得司法机关尤其是警方，有了制造冤案的动机。“沉默权”的确立将使侦查人员的逼供、诱供等非法行为失去存在的前提，有利于遏制非法的取证行为，维护刑事被告的合法权利，当然也有利于遏止冤案的出现。
不过，即便是不从工具主义的角度看问题，从历史和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也应该尽快确认“沉默权”。强迫被告自证其罪，是一种违犯人性的过于残酷的行为。古代罗马法就认为，“强迫一个人充当自己的掘墓人显然是不道德的”。封建制度被代替后，人类社会最大的进步之一就是注重保障人权，运用合理的制度安排防止司法擅断，否定刑讯逼供等残暴、野蛮的司法手段。可以说，承认“沉默权”是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大趋势的。
郭松民，杂文作家。
《江南时报》 (2005年03月17日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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