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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人所享有的自由，不过是中古贵族自由权利在量上的扩大与下延
□ 王焱／文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贵族”一词忽然走红起来了。可问题是何谓“贵族”？
有人说张爱玲是“最后的贵族”。可无论家、国，还是天下，这些往昔贵族的社会担当，她都从未挂虑萦怀。在真正的贵族所特具的思想、道德自由及美学观点中，张只是在美学趣味方面耳目濡染承接了一些遗绪，加之久居沪上熟谙大都市的市民趣味，她的聪明就在于能将两者调和，衍生出一套以生活的审美化来超越世界的观念与情调，后经那位负心人胡兰成的阐扬，遂为当代的小资们所乐道。至于她自己，非但不以什么贵族自诩，反而认为只有现代的工商大众社会，才“毕竟是我们的。我们觉得它亲”。说起来还是胡兰成给她的定位来得准确，张爱玲不过是民国乱世中的“临水照花人”。
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说过：“贵族有三个连续的时代：优越时代，特权时代，虚荣时代。他们脱离了第一个时代，就堕落进第二个时代，而消失于最后一个时代。”等到他们一味以祖辈的官职或“曾经阔过”作为炫耀之资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离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不远了。张爱玲作为名门闺秀的命运，正因其处于三个阶段之末，所以，最后只能在异国他乡的公寓房中寂寞以终了。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贵族都曾有过自身的“优越时代”，有过自己的光荣史。即使在礼崩乐坏的西周末年，那种视荣誉胜过生命的贵族遗风依然犹在。在卫国仕宦的子路，战斗中被人击断冠缨，说：“君子死而冠不免”，收手正冠，结果被杀。子路还只是受到了孔门贵族教育的一点熏染而已。至于被后人斥为奉行“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的那位宋襄公，说起来，其实倒是祖上可以远溯殷商的真正老牌贵族。宋楚泓水之战，宋襄公主张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迎敌。在他看来，乘敌人半济而突袭，未免胜之不武。然而，“兵者，诡道。”以这样的贵族身段来应对乱世，等待他的就只有失败了。然而，他却是“春秋无义战”的时代，最后一个恪守贵族行为规则的人。
常言说：“三代仕宦，学得穿衣吃饭。”老贵族的衣食住行，其实未必都价格高昂。明人徐树丕说：“须食上等食，居中等屋，服下等衣。”所谓“上等食”，也不过就是饮食精洁一些而已。不像现代社会的布尔乔亚阶层，专门喜欢炫耀性的消费。但说到底，这些东西都是皮毛。
历史上真正的贵族并不是皇家钦赐的，而是经由自然秩序形成的。英国的伯克就曾经说过，他崇尚的是那些自然的贵族(natural aristocracy)，而非依赖血统的贵族。真正的贵族不仅不是高踞于平民之上的豪强，反而意味着要比平民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与政治责任。儒家经典《大学》中的三纲领八条目，其中多一半关乎治道。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贵族襟抱，今天早已荡然无存了。贵族在他们的鼎盛时期，也曾发挥过制衡专制君权的强大社会作用。无须援引英国贵族历来引以为荣的《大宪章》，即便到了世家大族开始走下坡路的唐朝，主修天下《氏族志》的士族，对于扫平六合一统江山的皇帝佬儿，也只肯勉强列为天下第七，甚至不愿降尊纡贵与皇家结亲，足见其意气顾盼之雄。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人所享有的自由，不过是中古贵族自由权利在量上的扩大与下延。
历史是贵族的坟场。经历法国大革命的风暴横扫，为这一阶层的存在作最强有力的辩护者，当推英国的伯克与法国的德麦斯特。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二位均非贵族出身。伯克是低级律师的儿子，麦斯特则是法官的后代。看来到了现代，这一阶层已衰弱到如有人所说：“贵族基本上就是一废物，除了做爱亲力亲为，吃饭不用人喂，其他一切均不能自理。”(影人冯小刚语)连为本阶层的存在作辩护，也需要假他人之手代劳才行了。
真正的贵族，意味着与某种历时久远而又符合公道的制度规则之间，形成一种忠贞不渝的关系。真正的贵族意味着对于政治社会承担更大的责任与更多的义务。欧洲上流社会中历经中古长入现代的唯有英国贵族。探究他们之所以长寿的秘密，就在于尊重社会的游戏规则，讲究fair play，能够自觉地将自身的特权纳入到普遍的法律规范之中去。
与西方不同，至少自唐末以降，华夏社会就成了一个平等的社会，只有科举制下平流并进的士子，而没有什么贵族，更不要说20世纪连绵不断的革命对社会结构的夷平了。所以，电影《有话好好说》中姜文饰演的角色尽管卑微，却能以一声断喝道破世情：“什么刘总，不就是前年和我一块倒麻袋片那小子吗？”-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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