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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关注高考公平系列评论
看过3月12日《新京报》上几位校长谈高考公平的言论，深受震动。不在其位者的言论常常流于理想、浪漫，而在位者因深知现状的缘由和变革的难度，更趋于谨慎、保守。这很正常。后者为现状辩护在我们的想象之内，一窝蜂地轻举妄动不是成熟的批判者的愿望，争论应该是行动的向导。但我想不到的是，面对“统一考试、同一分数线”的提议，他们的辩
词竟然是“不可能绝对公平”、“没有绝对衡量标准”。
照我的理解，他们的意思是，“同一分数线”是不应该追求的“绝对公平”。即使贯彻“统一分数线”，实质上的公平也确实是得不到的，因为考生们的学习条件相差悬殊。“绝对的衡量标准”也是没有的，因为考试的效度是相对的，它不可能忠实地反映考生的能力。但这不应该成为忽视当前社会不公正的理由。果然，在将人们的改革要求视为追求“绝对公正”
后，在评价现状时，他们干脆抹掉了这个问题。当记者问道：“您是否认为各地招生指标的差距存在不公平的现象？”一位前校长说：“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公平与不公平。对于清华、北大、复旦这些国内顶尖高校来说，给一个省100个名额，给另一个省50个名额，哪个公正，这不好说，没有一个绝对的衡量标准。”
为什么不好说呢？如果100个名额和50个名额中最低的分数相同和接近，就是公正，否则就是不公正。
难道因为没有绝对公正的衡量标准，我们就不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这种相对公正吗？我一直以为，对现状的不公正是没有大的异议的，关键是如何拿出更好的方案。校长们的言论告诉我们，大家在对事实的判断上远未达成一致。批判者们必须摆出坚硬而残酷的事实。我以为最过硬的指标就是一个大学中各省最低录取线的差距，比如差距是10分，或者40分。这个分差就是“公正度”，分差越小，公正度越高。各省考试的不同，为这一比较带来了难度。我们应该在换算出各大学中的“公正度”后，再和校长们讨论：是否公正，要不要改革。
几位校长还犯了一些逻辑错误。一位说：“是不是把指标按照所有人口的比例来平均就叫作公平？”
而李文志等人提出的分明是“统一分数线”，是打碎地区“配额制”。还有一位校长说：“如果全国各地统一录取分数线，那西藏的学生就没有办法读北大了。”不错，我们的“配额制”一方面照顾了优势地区和群体，另一方面也照顾了类似西藏的弱势地区。但是它更向哪一方面倾斜？大家反对的是哪一种倾向？
毫无疑问是它向强势地区的倾斜。
我在拙作《信任论》中批判定额制后说：“但无论如何，定额制大多是偏向弱势群体的……只有在中国当代高考中的定额制反其道行之，它公然照顾强势群体———大城市中的考生。”难道录取了一些少数民族学生，就改变了目前定额制的基本倾向了吗？
我主张统一分数录取线，坚决反对照顾发达地区的“配额制”，对照顾落后地区和群体的“配额制”也持谨慎态度。“配额制”有一个难于界定的问题。除了照顾少数民族，还有无数类型的弱势群体，他们都需要照顾吗？还有，一个落后省区的考生可以低分录取，他毕业后未必回原籍效力，这是照顾了该地区还是他个人呢？
在国外，关于“配额制”有过激烈的争论。西点军校是白种人占主导的保守领地，但是最终遵循了适度照顾黑人考生的原则，因为美国军队中黑人较多，如果他们只能当士兵，不能当军官，军队的凝聚力将荡然无存；再比如，少数民族成员在遇到民族间的纠纷时，往往更信赖本民族的律师，如果不能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律师，将给社会生活带来麻烦；中国明朝时也有过关于“配额制”的争论。大学士杨士奇提出，抵御外敌是当时的要务，北方人不擅科举，但长才大器，可以在最重要的政务上发挥作用。最终是每百名进士，南方55名，北方35名，云贵川10名。
借鉴古代和国外的经验，我的认识是，分数线应该是主导，重点大学对本地区的照顾应当坚决抑制，至少限定在一个严格的指标内，其他类型(包括照顾弱势群体)的“配额制”也必须有极其坚实的理由。
□郑也夫(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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