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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协经济界联组讨论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披露：2004年各省(区、市)上报的全年GDP汇总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增速相比，竟高出3.9个百分点，总量差距高达2.66万亿元。听到这个信息后，与会的政协委员非常震动，有委员立刻搬出自己《加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力度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提案，号召开展全民诚信教育。(3月10《中国经济时报》)
无疑，GDP失真是某些地方“官员失信”惹的祸，在GDP失真的问题下强调“全民诚信教育”———这种“话语对接”让人感觉不仅不舒服，而且逻辑上存在问题，容易误导舆论，仿佛GDP失真是“全民不诚信”的结果似的，“全民”要在道义上为这个污点埋单。如此大而化之、李代桃僵的“问题定位”只会让真正的祸首被掩盖。
这不是个别现象，如今“全民”是个热闹词，无论什么问题，喜欢往宏大的“全民”身上靠：一个地方有污染了，说要进行全民环境教育；一个年青人吸毒成瘾了，说要进行全民禁毒教育；某个孩子有性困惑了，说要进行全民性教育等等———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宏大的话语定位很容易回避一些实在的问题。
既然问题出在某些地方“官员失信”上，就应该把关注和治理焦点就事论事地放在“官员失信”上，关“全民”什么事呢？诚信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对于这么大的问题，就应该逐个击破，就应该针对不同的群体进行不同的“诚信教育”，毕竟不同群体失信的原因是不一样的，一锅烩地治理只会事倍功半或根本起不到作用。
我们从GDP失真这一现象中解析到的东西应该是：官员失信在不少地方已经有激增趋势，对官员失信的治理已刻不容缓。不能再把“官员失信”跟社会上其他形式的不诚信混在一起，需要单列出来首先进行治理———因为官员的诚信状态对整个社会的诚信状态起着引领和辐射的作用。
地方官员失信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比如GDP造假源于政绩评价的压力，地方各级人大年初通过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往往自上而下“层层加码”，结果就是自下而上的“层层加水”；有的失信是因为官僚制中缺乏“失信问责和惩罚机制”，说话不算数用不着承担责任；还有就是官员的个人信用与职位的政府公信无法厘清，分不清是官员失信还是政府失信———显然，官员失信与一般性的社会失信是不一样的，混在“全民诚信教育”这种模糊而宏大的话语中，很难触及到引发官员失信的这些制度性原因，官员失信问题当然得不到解决，GDP造假也必然会延续下去了。
把官员诚信治理混杂在“全民诚信教育”中，让“全民”为“官员”背黑锅，是很荒唐和滑稽的。树立科学发展观，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打破这个“黑锅”。
□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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