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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涛
城市存在大量流动人口，诱发犯罪高发，加强社会管理应该赋予警察随时查验公民身份证的权力。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陈旭表达了这个观点。之前，他已向大会提交《关于修改〈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五条的议案》，建议取消警察查验身份证的前提条件。（《新京报》3月10日）
现行的《居民身份证法》对于人民警察在依法执行职务，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的情形作出了明确规定：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需要查明身份的；依法实施现场管制时，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突发事件时，需要查明现场有关人员身份的；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为什么陈旭代表仍然要提出这条修改建议呢？对于他提出的几个理由，笔者且一一分析。
一是认为身份证是社会管理的工具。陈旭代表说，我认为身份证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它是实现社会管理的一种工具，也是老百姓办事的一种身份证明。那么，身份证是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呢？身份证记载着一个公民的最基本的个人信息，这些都属于公民的隐私权范畴，是否出示当然属于公民的私权的范围，因而，既然作为一种公民权利，为了公共管理的需要，就只能在特殊情况下给予限制，而不能无限制地剥夺。
二是认为有利于加强社会管理。陈旭代表说，城市人员大量流动，犯罪高发，警察查验身份证有利于社会管理；过分严格限制警察查验身份证的权力，容易造成警察对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弱化等等。其实，加强社会管理，现行的规定并非无所作为，首先，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需要查明身份，人民警察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这什么是“违法犯罪嫌疑”都是由警察自己判断，通常警察能讲嫌疑的理由，就能行使权力，这并没有给警察带来什么障碍，反之，如果连一点理由都不需要讲，那极易使警察滥用权力；其次，法律还规定了“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人民警察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这就给警察能查验身份证留下了极大的空间。况且，我们还要说，加强社会管理、打击犯罪并不是法律的所有目标，法律在打击犯罪时，也还要保障人权，有时，为了保障人权，不得不对打击犯罪设置一些程序上的障碍，这是我们实行法治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三是认为随时查验公民身份证不会侵权。陈旭代表说，身份证不是公民基本权利，所以不会侵权。我们姑且不说在没有限制条件下查验身份证本身是否侵权，就是在查验身份证时也会伴生侵权。《京华时报》3月8日就报道，3月6日晚上，在北京站急着赶火车的张先生，因名字中的“祎”字较生僻，警察在检查身份证时用了近30分钟才在电脑内找到“祎”字。由于耗时过多，张先生最终没有赶上火车。请问，耽误张先生上火车的损失谁来赔偿？此外，如果忘记带身份证，在没有任何嫌疑情况下，能否滞留盘问呢？如果不能，那查验身份证有什么意义；如果可以，公民的人身自由又如何保障不受警察侵犯？记者调查装修工人杨群时，他就说：我们穿得很差，警察一看就知道我们是民工，有些地方警察专查民工，穿得体面的问都不问。警察权力再大了，会不会因为忘记带身份证把我们抓走呢？
四是相信警察不会滥用权力。当记者问道：“没有相应约束，会不会发生警察滥用权力的行为呢？”陈旭代表说：“我相信，警察查验身份证绝大部分都是执行公务。”然而，先哲早就告诉我们：“不受监督的权力易滥用，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法律从来都是以“人性恶”的角度来设计和防范的。所以，仅仅“相信警察不会滥用权力”是不可靠的，对于警察查验身份的权力也是要有约束的。
我认为，陈旭代表提出应该赋予警察随时查验公民身份证的权力的议案，是走入了一个为打击犯罪而应当无限扩张公权的误区。这个误区可能跟陈旭代表担任的公职身份及其以前在政法部门工作有关，也可能跟其主要从社会管理者角度考虑而较少从被管理者角度考虑有关。因为，当记者问道：“那你提交议案的时候了解过老百姓的想法吗？”而他明确回答：“没有。”
一个议案在提出以前竟然不对议案涉及的相关利害人进行调查及考虑双方意见，这仅仅是不严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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