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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陈旭认为，城市存在大量流动人口，诱发犯罪高发，加强社会管理应该赋予警察随时查验公民身份证的权力。(3月10日《新京报》)
且不论陈代表的议案有多少合理性，仅从假定的角度，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一旦警察有权随时检查身份证，我们必将面临一系列难题。
比如，是否需要重新立法，规定所有人必须随身携带身份证？这一难题的另一个层面是，我们如何来保证所有人随身携带身份证？如果忘记随身携带或因其他原因遗失，是否意味着“三无人员”再次出现？
另外，随着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推行，它已经成为公民社会保障号码的载体，必将被加入个人诚信记录等信息。那么，面对警察随时可能的检查，公民有理由担心，自己的私密信息会不会被泄露？
显然，能否解决这些难题，是在赋予警察随时检查身份证的权力前必须考虑的事情。否则，就可能对公民权利造成侵害。不可否认的是，在任何社会，公民权利与社会控制的矛盾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但如果社会控制的目的是通过侵害公民权利来达成的，这样的公共管理不可能是一种善治。
在美国，政府有权通过法律管理社会，但在个人没有充足理由被认为是犯罪时，政府无权干涉个人自由。
政府甚至无权以管理社会为名颁发居民或公民身份证。
如此一来，在需要个人身份证件的场合，如在飞机场登机或购买武器等，惟一可用的证件便是个人的驾驶执照，因为驾照是惟一在警方登记的正式文件。
我国的居民身份证更大意义上是一种权利凭证，在公民权利与社会控制之间，应当对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保持足够的敬畏。我们应该意识到，任何一种公权的行使，必须止步于公民权利之前。这是公权行使以及公共管理合法存在的前提与基础。
□杨耕身(湖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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