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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窥的议论，近两年无意之中看了不少。无意，是因为自己没有想过偷窥是一个了不得的事情，所以没有想过要看一看别人对偷窥有什么说法。但毕竟又看过不少议论，看着这些议论，才觉得事情真的可以越说越大。
当然，现在农村的厕所里都发现了针孔摄像头了，这个事实可以用来证明偷窥成了严重问题。不过，从总体上的判断，总归会让我不敢放心地相信。
村里的厕所被安了针孔摄像头，表明偷窥者运用了新设备，但并不表明因为有了针孔摄像头所以偷窥现象蔓延到了农村。偷窥现象不是今日才有的，哪怕在农村也不是。偷窥者也并不见得就是十恶不赦的坏种。成长中的少年，有偷窥欲望和偷窥行为的并不少见，大多数情况下，随着成长过程的完成，这种偏差行为会得到自行校正。偷窥在一些地方甚至成为一种婚俗，“听房”就是民俗中被允许的偷窥。
越来越多的偷窥报道，越来越多的对偷窥的担心，是隐私意识普遍觉醒的表现，至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证明偷窥现象“于今为烈”，则是一个疑问。
我当然不会唱偷窥的赞歌，无论如何，偷窥行为构成对他人隐私的侵犯。我所怀疑的是这样的判断，可用于偷窥的器材容易获得，会导致偷窥行为更加普遍地发生。尽管这样的推理，很合乎思维的习惯，但未必合乎事实的逻辑。美国经常发生枪击案，就会有人说，那是因为美国人很容易拥有枪支；这样的推理，无法说明为什么加拿大人同样很容易获得枪支，却极少发生枪击案。所有用于偷窥的器材，都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用途，它们既非专为偷窥而发明，也并不只能作为偷窥的器具，既然如此，这些器材是否用于偷窥，就与掌握器材的人有很大关系，而我们很难说今日的人们比以往的人们更加喜欢偷窥一些。
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偷窥所获得的记录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很容易被传播。一份偷窥记录，很可能直接进入网络，也可能被制作成商品出售。这扩大了被偷窥者的受害程度，而且由于偷窥行为的隐避性，受害人很难追索祸首。在很多情况下，一份广泛传播的偷窥记录，也许并没有明确的受害人，例如有意不暴露被偷窥对象的明显个人特征，就不会有人“对号入座”，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偷窥记录的传播仍然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全感。
但偷窥并不是一种罕见的人类行为，它是潜存于人内心的欲望。我们很难断定现在比过去有更多的偷窥行为，因为过去偷窥行为也相当普遍地存在。而在全部偷窥行为中，被发现的从来都是极少数，大量实际发生的偷窥行为并未被发现。这表明，希望借助于任何惩罚手段有效地减少偷窥行为，都是有难度的。
控制可用于偷窥的器材，不仅会导致技术与人的人为隔离，而且并不能减少偷窥行为的发生，它只能减少偷窥者所制作的记录。我想，哪怕不为任何实际的用途，而仅仅出于一种爱好，人们也应当有权拥有照相手机、小型摄像头、数字录音笔等“间谍器材”。
为了根绝“副作用”而禁止一项技术，社会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很难事先预计。当初，德国的谷登堡在西方发明活字印刷术，教廷曾经为这“神赐的技术”欢欣鼓舞，因为这一技术有利于《圣经》的传播。不过，很快地，印刷术的“副作用”就出现了，大量印刷使阅读变成一种不再神圣的事情，也为“不良图书”的流行提供了技术条件，所以教会又发布了“禁止滥用印刷机”的禁令。如果教会的禁令完全生效，印刷术会成为什么呢，这种技术就不会是一种有利于思想自由的发明，而会变成一种思想控制的手段。
偷窥比以前更多了吗？也许是，也许不是，没有谁有过真正的统计。凭着“偷窥越来越普遍”的印象，人们惊呼现在进入了“偷窥时代”，而因为这一惊呼，人们开始计划着封锁“偷窥器材”。对于这样的惊呼，对于这样的动议，我虽然理解其良好的动机，却无法相信其正确性。事实上，尽管偷窥绝不是一种道德行为，但任何人都无法发明出杜绝偷窥的方法，无论有没有器材，偷窥都在发生。最随手的偷窥器材，乃是人的眼睛、耳朵，某些时候鼻子大概也起一点作用，但你不会为了禁绝偷窥而剁掉人的五官，是不是？
刘洪波，《长江日报》评论员，著名杂文家。
《江南时报》 (2005年03月11日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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