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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沈刚
——全国人大代表王元成的履职记录
【人物检索】
王元成，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泰安市东方计算机学校校长，高级经济师。
1988年，王元成到山东省泰安市打工。2001年，王元成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进城务工青年。
翻开全国人大代表王元成的简历，已看不出他与农民工的丝毫联系———研究生学历、全国青联委员、泰安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高级经济师……
38岁的王元成曾是一名外来务工人员。如今，他建立了一所计算机学校，培训那些希望学习计算机技术的青年人。
1994年，王元成花费1万元给全家人“买”了城市户口。但是，他这个“城里人”并没有停止对农民工的关注。3年来，他每年都在全国两会期间专程到工地调研。
尽管被许多人形容为“一个充满正义感和良知的人民代表”，王元成并没有飘飘然：“我不敢说自己做得很好，我只是尽力去履行一个人大代表的职责。”“我不想离我代表的人群太远”
2005年3月4日下午，北京市新中关建筑工地，全国人大代表王元成再次戴上安全帽出现在建筑工人中。
此前，王元成已经两度在全国两会期间专程到北京建筑工地了解农民工的生活状况。他说：“我不想离我代表的人群太远。”
“第一次调研时，很多人围着我诉苦。这一次，我需要主动去问每个人。”王元成说，他感受到了农民工生存环境的巨大变化。
2003年，王元成第一次出席人代会，就专程赶到北京一处建筑工地走访。
“好多人不断向我拥来，有的举着牌子，有的表情愤怒。”王元成回忆说，当时种种愤怒的“控诉”犹在耳边：“为什么有的警察动不动就抓住我们往地上摁？为什么辛辛苦苦干一年却拿不到工钱！”……
那次走访中，王元成听到了关于收容遣送的许多辛酸故事，甚至亲自参与了一次“解救农民工”的行动。经他努力，一份《关于制定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护法》的议案得以提交。
2004年3月9日，王元成前往北京市中环世贸中心建筑工地。“这一次，诉苦的人已经少多了。”
2005年3月4日，王元成在新中关建筑工地发现，“一拥而上、水泄不通”的“盛况”已经不再出现，他必须主动去和农民工聊天。
王元成深感欣慰：代表们发出的声音终于有了效果。“干老百姓拥护的事”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必须多关注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干老百姓拥护的事。”两年来，王元成经常收到群众的来信，也接待了许多来访群众。
2004年年初，王元成收到了在青岛即墨市一家拉链厂打工的农民工潘亮的来信，诉说自己由于厂方机器刹车失灵而失去了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
然而，伤残鉴定为六级的潘亮并没得到抚恤金赔偿。由于失去劳动能力，他连个人生活自理都有困难，医疗费更让自己的家庭债台高筑。
详细了解前前后后的情况后，王元成连夜以代表建议的形式致函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两个月后，王元成接到了潘亮的感谢电话。在青岛市中级法院的主持调解下，厂方增加了赔偿金，另外还支付了7万多元用以安装假肢。
这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特例。
2004年3月下旬，天津汉沽区一家建筑工程公司的陈女士找上门来，反映了一起由于建设单位拖欠工程款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100多万元的案件。王元成立即整理相关材料，以代表建议的形式寄至最高人民法院。
2004年6月7日，王元成得知，经天津市高院协调并监督执行，建设单位已先期支付农民工工资36万余元。
“一个电话、一封信，就解决了这么多问题。不是我个人有什么权威，而是人民代表的权威，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威。”王元成认为，这些案件的快速公正的处理，使“人大就是橡皮图章”的说法不攻自破。
“每解决一个问题，当然会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但也更感到自己身上的重担。”今年，王元成准备提交一件议案，建议制定公平就业方面的法律，以推动消除目前就业市场存在的种种歧视问题。“希望有真正农民工代表的出现”
“我一直把自己当成农民工的代表，但我深感自己力量的微弱，也怕辜负一亿多农民工对我的期望。”作为“其他劳动者”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王元成希望，在各级人大中“有真正农民工代表的出现”。
两年前，刚刚当选的王元成曾经将“全国人大代表”视之为“莫大的荣誉”。但是，他很快就意识到，这一身份更意味着责任。他收到的群众来信、接待的来访群众，已经无从计数。
2001年9月，王元成自费20万元开通了全国第一条“进城务工青年咨询热线”和“打工网站”。一开始，平均每天接听30多个电话。然而，热线很快降温。王元成分析原因，发现主要是由于有些问题涉及众多部门，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光靠一条热线和个人感情，解决不了大量的实际问题，必须通过立法来保障农民工的权益。
2003年3月，王元成牵头提出制定《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护法》，建议取消对农民工就业的不合理和歧视性限制规定，严厉查处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行为，落实农民工的医疗、工伤保险等。
如今，农民工的处境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收容遣送制度被取消，农民工成为“工人阶级的新成员”，有了“产业工人”的“新身份”……以人民代表身份亲自参与了这一过程的王元成非常高兴，却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农民工的权益保护依然是个沉重的话题，我有责任继续推进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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