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GDP增长率一枝独秀，同时，中国的GDP增长率还花开两朵。一枝独秀是没有对手，花开两朵是自己跟自己打。据政协委员、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披露，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为13.6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5%。但是，各省区市上报的全年GDP——国内生产总值汇总数据，却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高出3.9个百分点，总量差距高达26582亿元。
在现行体制下，中央和地方两级都要作GPD增长率的统计。由于利益驱动，地方官员夸大本地GDP数字，早就不是新闻。但是，国家统计局长正式揭露这个事实，甚至如传媒形容的那样，“痛斥”地方的GDP注水现象，这仍然令人吃惊。
令人吃惊的不仅在于两个数据的差距如此之大，而在于早就被公众“痛斥”多年的弊病，时至今日，还仍然存在。虽然“痛斥”的级别已经几乎升至最高，而被斥者究竟痛与不痛，依然只有天知道。但是我们知道，GDP作为政绩考核指标之于地方官员，正如各种考试之于应试教育体制下的学生。各地GDP数据如此虚假，只能说明地方官员作弊的大有人在。一个学生作弊尚且要受到严厉处罚，政府官员如果拥有作弊而不受追究或无从追究的便利，那还说得过去吗？
我们知道，《统计法》明确规定对“修改统计资料、编造虚假数据”的行为要追究法律责任。可是看一看实际情况吧，在“数字出官”的现实下，某些地方政府的年度GDP数据，常常是“精心编造”的产物。这个过程中不乏“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弄虚作假者。这不禁让人要问，《统计法》到底该如何执行？
《统计法》无法按照常规逻辑来执行，反映在这个问题上，有高于《统计法》的力量。这个力量源自一种特殊的体制逻辑和管理逻辑，它有两个方面。第一，GDP增长率作为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与其升迁挂钩。第二，GDP增长率的统计又是地方政府的一项行政职责。可是这样一来，实际上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形成了信息不对称。地方拥有中央不知道的信息，中央要知道这些信息，成本花费很大。而地方政府在严厉的考核压力下，完全具有人为扭曲GDP信息的动机。进一步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官员与官员之间存在竞争，提高GDP增长率是一种最有利的竞争手段。因此，行政系统内的竞争本身具有抬高GDP增长率的趋势。
用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来说，问题在于不够完善的体制与程序，它一方面迫使其中的每一个行为者都必须采用如此这般的竞争策略；另一方面，所有的这些行为策略加总后，产生背离总体利益的后果。
由此推论，要改变GDP数据造假注水的局面，不能仅着眼于统计技术的改进，甚至也不能仅靠换一个指标体系。如果体制不改革，采用任何指标，迟早还会产生出虚假数据问题。从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看，有两个方面必须强调：
一个方面是改变用单一指标衡量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表现的做法，积极探索多样化的激励机制。在我国整体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的阶段上，我们有条件可以改变原来那些推动地方发展的做法。要允许根据本地情况，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模式。不应当再去推行任何一种单一的衡量指标。
更为重要的另一个方面，则要求政府从信息统计的唯一当然主体的地位上撤出。为了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统计过程的科学性，不受官员个人利益的干扰，应当发展独立的信息统计机构。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其政绩与实际表现都应该接受客观而科学的检验。实践已经证明，将所有的信息垄断于行政系统内部，恰恰使政府在最重要的信息公布方面，有失信于民的危险。所以说，尽快推动独立的信息统计与评估，将是政府执政思维与执政方式改革的新课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