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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注“全球化”问题的人，可以这样来描述那起著名的事故：英国王妃戴安娜与她的埃及男友在一个法国隧道出车祸时，乘坐的是装有荷兰引擎的德国汽车，他们的比利时司机喝多了苏格兰威士忌，又被骑着日本摩托的意大利狗仔队苦苦追赶，终于导致惨剧。
“全球化”使生活更丰富，但种种不幸，也很方便算到它账上。全球化不得不在不满声中进行。比如业务外包，发达国家有人抱怨失业率提高，而发展中国家则有人抱怨被剥
夺。
中国已是外向度最高的经济体之一，同时也是近年来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这两个事实，使中国成为公认的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全球化受益者的典范。但同样地，虽不像其他国家那样采用上街游行的方式来表达，对开放的批评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新一波的批评主要基于两点：一是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外贸与GDP之比过高；二是FDI(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使得民族企业难以立足，所谓“拉美化之忧”。
抛开对具体开放策略的利弊之辩，我们到底该以何种态度来面对开放，或曰全球化？就像邱吉尔论民主时所说，“它不是最好的制度，而是我们所能实行的最不坏的制度”——这样的反问将是有益的：如果不开放，不全球化，中国会怎样？民族企业的成长空间是一个真正值得担忧的问题，但全球化背景下，它该这样更准确地来表述：内外资企业如何化解冲突，长期均衡发展？
虽然此前的历史仍表明中国的民族企业同样是开放的受益者，但正是在民族产业的发展上，全球化拥有着两副面孔。以一个“时代感过剩”的媒体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现在正处于分界线上。在开放初期，外资拥有资金、技术和管理，而内资企业拥有准入资格及对市场的熟悉，合作共赢为双方之选。但经过20余年，外资把握了市场，也换来了更多的市场许可，渐次掀起了独资化浪潮；而内资公司也有了基本的管理和资金积累，自主技术、自主品牌的冲动加强，双方冲突也随之加剧。
与大多数国家反全球化主力往往为普通民众不同，在中国，对开放的批评声音主要由国内实业家发出。的确，内外资企业在知识产权、政策资源上正出现越来越显性化的争夺。前者如华为与思科之讼、通用与奇瑞QQ之争，后者如物美总裁张文中和东方家园创始人张宏伟对“零售业过度开放”的呼吁。而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有关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的报告，在更大程度上并非基于“限制竞争行为”，而流露出对在华跨国公司市场份额过高所产生的忧虑；另一方面，舆论对在华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腐败等问题的前所未有的关注，也可以视为某种社会心理的反映。
如何在实践中不断找到内外资企业发展的新的平衡，或许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头号命题。而作为微观主体的企业，相应的就是如何在内外资企业共同构筑的生态圈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空间。《共享》这本书，碰触的就是这个大命题。
微观的策略选择，相信读者可从书中获益。继续大而化之地论宏观选择，我的看法一是中国要在国民待遇基础上继续改善投资环境；二是外资公司要负起企业公民的责任；三是内资公司要适时升级，打造世界级公司。三者缺一不可——从根本上，全球化是繁荣之路，也是不归之路。我们根本无可选择。企业家们以何种态度迎接全球化。这正是《共享》这本书的精神所在。意识到全球化的两面性本身并不意味着我们拥有多种选择。我们只有一种选择：选择开放，选择与人共享，选择在共享中生长。(作者为本刊执行主编)
(文/《环球企业家》□ 李甬|文 出自：2005年3月 总第1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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