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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创维数码控股前董事局主席黄宏生日前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称，他已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出了一份《关于营造中国企业家成长环境，打造民族企业家团队的提案》，呼吁保护企业家。就事论事，保护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确实是一个值得政府和各界深思的命题。
但如何保护企业家，亦需深思。黄宏生在其提案中提出，内地企业在海外(尤其是香
港)上市因法律差异大易遭遇陷阱，而香港的文化和法律与内地差异很大，部分香港执法部门没有结合中国的国情和结果导向原则，不少企业家遭遇严重起诉，令企业死亡数量日益增多。黄宏生认为，可以通过内地政府与海外机构的协调来解决这一问题。
黄氏所言不假。近几年，在内地声名显赫的内地民营企业家，如杨斌、周正毅、顾雏军、钱永伟、许培新以及黄宏生本人，纷纷在香港“出事”。圈内戏言，香港已成为内地民营企业家的滑铁卢。香港廉署对内地民营企业家之调查、指控是否属实，香港法院的裁决是否公正，暂且不说。但既然内地企业自愿选择到港上市，自当遵守香港的法律与市场规则，一如中国企业到美国、新加坡上市，就应遵循美国、新加坡的法律与市场交易规则。只想到当地融资，而不遵守当地法律与规则，天下哪有这样的便宜事。
内地企业家在港出事，但导致彼等企业家“出事”的事情，如果放在内地，根本是天下“无事”。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内地企业家在内地其实是享有某种特权的。内地企业家，尤其是一些成功的民营企业家的处境就是这样怪异：一方面，他们受到歧视，比如政府对某些行业实行严厉管制，民营企业家不得进入，即使进入，其经营权利也未必能够得到有力保障等等。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家，尤其是那些相当成功、在一地具有重大影响、在政府中有丰富人脉的民营企业家，又享有某种特权，比如某些企业家在内地“出事”时，往往会通过政府内部运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他们的特权面前，法律与规则失去了效力。政府的网开一面，纵容了企业家，使得一部分企业家视法治为反常，以不守法或在法律边缘行走为常态，成习惯。到了香港这法治社会，依然延续旧习惯，导致频繁出事。
如果说要保护民营企业家，那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告诫企业家：到香港，就要遵守香港的法律和规则。而要养成企业家的守法精神，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在内地也同样严格地执行法律，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对于企业家的违法违规，不予宽纵。
当然，严格执法的前提是，法律、规则本身是公平、公正的。诚如黄宏生所言，在转型过程中，由于制度的不完善，一些摸着石头过河的人，难免会“踩地雷”。其中多有不得已者。因为，企业家得不到平等的经营自由权利，其财产也得不到制度化的平等保护，然为了企业的生存，为了获得商业机会，自然会想方设法获得“特权”。而利用特权、维护特权的过程，当然会蚕食他们的守法精神。
因此，保护企业家，关键在于给予民营企业家以平等的权利，行政部门要平等地对待他们，法院要平等地保障他们的财产权利，银行要平等地处理与他们的信贷关系。但实际上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目前在行业准入、财政支持、银行贷款等多方面显然还没有得到平等的对待。例如有数据表明，国有企业创造了30%的产值，却占用了70%的贷款资源。而全国政协委员陈守义透露的数字更是触目惊心，去年光中央企业就核销损失4000亿。这种不平等待遇不消除，对民营企业家的保护显然无从谈起。
就如黄宏生所言，“民间资本不需要国家投一分钱就可以创造税收”。只要民营企业家拥有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就能够与国有企业、跨国公司平等竞争，就能够面对官员在法院有效地主张自己的权利，恐怕也就不会花费巨额成本，冒着风险寻求特权来保护自己。如此方有助于民营企业家守法精神的养成，方是对民营企业家最好的保护。
同样，考虑到民营企业家致富过程中违法违规的复杂因素，如黄宏生所说，对于历史遗留问题，如果并未造成显著而具体的损害，亦应以持平审慎的态度处理。这其实也是合乎法治原则的，因为企业家的很多“事”，其实不应全由企业家负责，而是体制缺陷所致。
企业家所需要的不是刻意的保护，而是平等的对待。对于任何人、任何企业，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法律保护，始终是最有效、最稳定的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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