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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环境问题频繁地给世界穷国的本地资源基础造成额外的压力，富国的GNP增长也可能会对穷国的财富造成更大的压力
Partha Dasgupta(英国爵士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及剑桥圣约翰学院研究员)
“可持续发展”一词已是尽人皆知，但经济评论家们并没有指导我们如何判断一个
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否真的具有可持续性。
在著名的1987年布伦特兰委员会(Brundtland Commission)报告中，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可满足现实需求而又不牺牲未来世代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的发展方式。”因此，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每一代人都应该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一个与我们的人口相适应的、至少和我们在继承时具有一样规模的生产力基础。但一代人如何判断他们所遗留下来的是一份足够的生产力基础呢？
经济学家们认为衡量一个经济体生产力基础的正确标准是财富。它不仅包括制造出的资产价值(建筑、机械、道路)，还包括“人力”资本(知识、技能和健康)，自然资本(生态系统、矿藏和化石燃料)以及制度(政府、公民社会和法制)。只要一个经济体能够一直维持与其人口相适应的财富水平，则其发展就是可持续的。换言之，经济增长应该被看作是财富的、而非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在许多情况下，一个国家的GNP(人均)即使在财富(人均)减少的情况下也会增加。
从广义上讲，这些情况包括某些门类商品和服务(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增长型市场伴随着相关的市场政策和对自然资本(生态系统服务)的收账政策的缺失。随着全球环境问题频繁地给世界穷国的本地资源基础造成额外的压力，富国的GNP增长也可能会对穷国的财富造成更大的压力。
当然，GNP增长伴随着财富减少的情况不可能永远持续。当一个经济体为了提高现有生产力而开始消耗其生产力基础时，其GNP最终也会下降。除非它改变政策以开始积累财富。
例如，采用世界银行对国家层面上的几种自然资源的贬值数据，经济学家们估算虽然印度次大陆的人均GNP在过去30年里有所上升，但其人均财富水平却有所下降。其原因是与人口增长相应的固定资本投资、知识和技能以及制度的进步没有能够补偿自然资本的衰退。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人均GNP和人均财富双双降低。经济学家们还发现在世界最贫穷的地区(非洲和印度次大陆)，人口增长率较高的地区，人均财富减少的速度也更快。
相比之下，中国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国家却实现了人均GNP和人均财富的同步增长。后者通过积累其他的资本资产还超额补偿了自然资本的下降。换言之，在过去的30年里，发达国家似乎已经实现了“可持续发展”，而发展中国家(除中国外)的经济发展却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尚处在对可持续发展量化研究的早期。即便如此，有人也可以驳斥说目前对财富的估测失之偏颇。就自然资本而言，世界银行直到目前为止还将其限定为吸纳二氧化碳的大气、石油、天然气和提供木材的森林。
然而，还有许多其他的自然资本未被包含在其中：淡水、土壤、提供生态服务的森林和吸纳微粒、氮氧化物和硫氧化物等污染物的大气。如果这些缺失的项目被纳入评估，则包括中国在内的穷国在过去30年里的经济表现会显得糟糕许多。
但对富国在近些年的财富积累的估算同样有失公允。地球科学家们的经验性研究不止一次地表明自然系统吸纳干扰物质的容量是有限的。
当吸纳能力达到饱和状态时，自然系统必定会崩溃从而导致一种非生产性状态。复原所需的时间和物质资源成本都是高昂的。而在另一方面，如果使北部欧洲保持温暖的大西洋暖流由于全球变暖而改变流向或流速减缓，则这一变化将不可逆转。
简而言之，我们知道在某些未知的限度内，以及一定的知识和制度条件下，制造型的资本可以替代自然资源。所以即便一个经济体在质与量上损失了一些自然资本，如果对其他的资产有足够的投入，其财富还是会增加。农业生产力在过去两个世纪的显著增长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但替代性是有限的：替代的成本(包括人类的创造性)总是在关键资源衰退之前就悄然提高了。全球变暖正好切中这一点。当我们在估算可持续发展水平时计入与这些极限相关的消极风险，则世界富国财富增长的结果可能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好。
翻译：吴畏
PROJECT SYNDIGATE提供版权，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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