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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5日《深圳晚报》以《深圳大学一外教做了十八年义工 “洋雷锋”名叫“王高尚”》为题，报道了一位来自美国的外教PATKING从1987年PAT来到中国，18年来她从来没有停止过做义工帮助别人。2001年，她在惠州附近发现麻风病患者常年生活困苦，不仅自己拿出资金，还发动学生、美国的朋友们慷慨解囊。PATKIN还一直为一名麻风病患者的女儿提供学费，三年来每学期雷打不动地为她寄去1800元。别人为她起了一个形象的中文名——王高尚。
不知是记者采访的不深入，还是在写稿时的疏忽，在报道这名十多年来坚持做义工的外教时，这名外教既没有说自己是受到雷锋精神的熏陶，也没有说自己是在学雷锋，反正报道中除了标题提及“雷锋”以外，正文对雷锋只字不提。于是，我就产生这样的猜测，这个外教做义工的行动，不一定是受到雷锋或者雷锋精神的感染，或许是其它方面的因素促成了她做义工的行动。把这个外教做义工的行为硬说成是在学雷锋，我不否认作者是出于配合当前的形势，籍此宏扬雷锋精神的良好动机和出发点。但我觉得把这种事硬生生的往学雷锋上扯，不免有些牵强附会。
众所周知，雷锋精神的一个明显的外在表现，那就是做好事。但并不能因此就说所有的做好事，都是受到雷锋精神的影响，都是在学雷锋。因人而异，我认为促使做好事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人性美的自然流露，有受环境的影响，还有的是信仰与文化的诱发，甚至不排除是受到名利的驱使，当然更不能排除是雷锋精神的影响等等。深圳大学的这名外教能够坚持做了十八年义工，我更愿意相信是她所受到的教育与自己的信仰有关。因为，从平时的新闻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外国人做义工的事，许多都无关乎学雷锋。如果把做好事硬要和学雷锋往一起“捆绑”的话，那么是不是雷锋没有出生以前就没有人做好事呢？是不是不知道雷锋这个人的国家就没有人做好事呢？这显然是经不住推敲的。
因此，我认为在报道深圳这个外教做义工的时候，没有必要上纲上线，把它提升一个学雷锋的高度，如此以来反而让人产生不可信、虚假的感觉。如果把这个外教的所作所为的真实动机挖掘一下并加以报道，我想背后可能是一个感人至深的动人故事，或者是一个促人深思的生活感悟……这样的报道可能会更加真实可信，更有人情味，更能打动人。同时，我还觉得我们在宣传类似事件时，不要为了达到某种宣传的目的或者偷懒，就不顾事件的本质是否真实，就相当然的来报道，这样一来反而事与愿违、南辕北辙。
(稿源：红网)
(作者：田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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