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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西方现代性问题和民族问题理论家厄内斯特·盖尔纳在其《民族和民族主义》中有这样一个定义：“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他进一步解释说，“作为一种学说，民族主义要求政治疆界与民族疆界一致。”如果两者出现不一致的情况，盖尔纳说，这时就会产生一种焦虑感，这种焦虑感就是所谓民族主义
情绪。
盖尔纳是学者，他的话不免有经院味。
不过在我看来，在今天，由于一个民族的利益并不仅仅局限在自己的地理疆界内，所以这个定义似乎还应该更进一步：当一个民族的利益疆界与政治疆界不一致时产生的焦虑感，可能导致民族主义情绪。假如这个定义可以成立的话，我们以此来观照“中国红客联盟”的行动(2月22日“青年话题”《红客的爱国情感应该被理解》)，就会发现他们的“六次攻击”，无一不是在这种焦虑感的驱使下产生的反应，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中华民族的利益受损在先，而他们的反击行动在后。
“红客”经常被人批评为非理性，甚至被人嘲笑为“一帮小P孩在网上胡闹”。如果单从他们攻击行动的“战果”及后果来看，这些批评都是有道理的；而有人认为他们的行动既然“违法”，就不能“评功摆好”的评论(2月24日“青年话题”《我不理解红客的“爱国情感”》)也是很有价值的。不过，我认为仅仅以这些指标来衡量他们的行动是非常片面的。在我看来，“红客”们的行动之所以可以理解，不在于他们的“战果”，也不在于他们攻击的手段，而在于他们实际上是在“焦虑感”的驱动下，通过“网上攻击”这种仪式完成了自己对民族身份的想像和认同。
民族认同实际上是一种被建构出来的意识形态，并且需要用一定的方式来保持这种民族认同的长期性和稳固性。人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们都生活在一定的民族文化背景和民族国家地域之中。他必须获得一种文化的和民族的归属感，否则无法形成完整的自我观念。但中国社会一个令人感到遗憾的现实是：由于缺乏合适的表达自己爱国情感的空间、方式和渠道，我们对民族国家的忠诚感苦于无法表达，“焦虑感”也难以找到宣泄的渠道。从这个角度来看，“红客”们实际上不过是在借助技术进步提供的手段，自发地表达自己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同时寻找自己的民族归属感——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对他们的嘲笑都是浅薄的。
《江南时报》 (2005年03月03日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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