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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永浩之所以赫赫有名，我之所以提到这个人，就是因为这个人很少有的自称是一个知识分子，并且有了一大批拥趸。
文/伍泰迪 北京瑞德公司品牌推广总监
我从小受的教育一直以为自己是知识分子。
这种错觉持续了很多年，它产生的原因也十分简单：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虽然一口一个工人叔叔农民伯伯，但老师们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我们之所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而不是向下，就是要脱离工人农民的圈子——虽然罗永浩语录中提到每个学校都有一个心理变态的中年妇女做教导主任，逼得他每天在杀人和不杀人的念头之间徘徊，但以我接触过的所有老师而言，他们一心把我们培养成非工非农的觉悟还都是有的。所以，我们从小就养成好逸恶劳的坏毛病，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如果恰好还是一个老师钦点的好学生，那么还要有远大理想，要在未来为社会做点贡献，那除了当知识分子实在没有什么好当的了。
但是，自从知识分子明正言顺地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人阶级又不再那么经常被人提起，知识分子也很少再被人提起，尤其是人到中年的蒋筑英罗健夫英年早逝之后，更是少有人提起知识分子。实际上，这些年以来，有关知识分子已经被另外一些词顶替掉了。比如像我这么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按老规矩，本来是可以自称知识分子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也可以对小时候的理想有个交代，这辈子总算实现了一个理想。现在不成，我发现相对体面的时候别人称我为专业人士，不体面的时候被一群无知的分类学家笼而统之地归到叫“白领”的这一堆人中去。什么叫白领啊？我奋斗打拼这么多年，经受无数摧残，到头居然不能成为知识分子，却成了一种被叫为白领的东西，太匪夷所思了。
知识分子这个名号现在放到哪里都不是很合适，尤其是有一个叫王朔的乱臣贼子叽叽歪歪地提出“知道分子”这个概念之后，知识多的称为专家，知识少的如我混个专业人士已经很抬举了，而知识分子的概念正在向西方概念靠拢——有社会责任意识的、批评性的什么都能说什么都敢说的一群人，职业特征不明显，基本上可以用“批判性知道分子”而一言蔽之。如果在行为上做个界定的话，专业人士们多谈问题，知识分子如果话里话外不带点主义是说不过去的。
如果依此算来，在我有限的人生当中，还真没发现几个可以称为知识分子的。我估计跟我同龄的人中也没有几个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并且我得承认，我是一个对理想不是很负责任的人，所以也未能孜孜以求。如果真是奔着这个理想一路走下来，我估计可能连个专业人士都混不上。
肯定有人注意到我前面提到一个叫罗永浩的人，肯定会想此人凭什么德能可以以“语录”来界定他所说的话。如果现在“百度”一下，“罗永浩”是12600条，如果“百度”一下“罗胖子”也有8000多条。这个人之所以已经赫赫有名，我之所以提到这个人，就是因为这个人很少有的自称是一个知识分子，并且有了一大批拥趸。
此人是新东方的一个老师，据有限的资料称他高二辍学，做过传销，倒过走私车，摆过地摊，虽然如此但不堕青云之志，有一天想出国就去了新东方恶补英语，发现这东西他也能教，跑回去备课三个月，经过三次试讲之后，终于成为新东方的一个老师。这都不算能耐，据称他课讲得还不错，但这也不是他的核心竞争力，如果仅凭此点能耐肯定比不过许国璋。他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课上闲扯，虽说大家都是花了血汗钱学外语想着有朝一日留洋飞黄腾踏，但上他的课却是为了听他点评各种事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有一批人专门以录他的讲课为乐事，还有一批不劳而获的人专门以在网上下载他的讲话录音没事偷着乐，其在个别网站的下载率是排名第二的《老鼠爱大米》的几倍。之所以有这种局面发生，首先是他讲的东西有趣好玩，但仅仅是好玩有趣还不足以让他自称是知识分子，否则刘宝瑞马三立也都可以叫知识分子了；其次的原因是他是时刻以一个批判者形象出现。大而化之的一些道理经过他一通夸张修饰之后就轻描淡写地讲了出来，这种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造成了今天这个局面。
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大的特点忘了讲了，就是他们应该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一群人。他们负责指出问题，而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是专业人士的工作)。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不是一个坚持理想的人，所以我现在只是做些无聊的工作，然后趁老板不注意听听罗永浩的讲话录音。如果我坚持理想，虽然我没有罗胖子的语言天赋，但至少可以像他一样拿他的老板俞敏洪开开涮，而不至于像我现在这样见到老板除了捧哏之外一无所成。
当然，是知识分子总是有局限性的，罗永浩虽然一口一个老俞不把老板放在眼里，但如果你现在到新东方首页上看看对他的介绍，就会怀疑老俞在拿罗永浩做品牌推广：我新东方除了教你背单词，还有这样的人为你提供价值观和乐趣，并且我老俞有容乃大，虽然被罗胖子挤兑，但我还是给你提供舞台，给你一个隆重的评价。一想到这一层，虽然我面对的是一个罕有的快乐的知识分子，我还是要在心底黯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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