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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的《北京娱乐信报》一则消息令人鼓舞——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大卫·格罗斯在接受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20年内，中国也许就能获得诺贝尔奖。
中国可以获诺贝尔奖，能圆百年梦想，甭说20年内，即使满打满等够20年也不算迟，也值得我们欢呼。可是格罗斯教授接着的一番话又往我们头上浇了一盆凉水，他说中国之所以迟迟不能问鼎诺贝尔奖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目前中国只注重对科学技术方面的投资，而
忽略了对基础科学的研究。”
格罗斯教授的话说得很明白，中国要得诺贝尔奖，必须改变基础科学研究薄弱的现状，否则……
格罗斯教授话音刚落，我们马上从教育部听到这样一则消息：教育部下发有关招生文件称，就业不好的专业减招或者停止招生(见3月1日《北京娱乐信报》)。
两则新闻拈在一块，难免让人心凉。看来格罗斯的预言又要落空了，我们的“诺梦”又远了——教育部下文规定“就业不好的专业要减招或者停招”，什么专业就业不好？首当其冲就是那些不能立竿见影出效益的基础理论、基础研究专业，如数理化文史哲等。
格罗斯教授说：“科学研究就像一棵树，树干和根就是基础研究，只有重视基础研究，树才有可能长出树叶，甚至开花、结果。”基础理论、基础研究的专业都砍了，“根”都挖掉了，还开什么“花”结什么“果”？
专业与就业，自从大学毕业生就业成为问题之后就被人绑到了一起，有不少大学甚至是省份都提出大学专业跟着就业跑(如广东省)，就业率不高的专业要让路，引起社会不少争议。今天，国家教育部明确提出，意义非同寻常，值得一议。
大学毕业生普遍就业不足，形势严峻，令教育部门关注，这本是好事，对专业设置进行必要的调整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一切围着就业率转——就业率低的专业要减招，甚至停招，就业率成高校专业设置的“夺魂刀”未免就有矫枉过正的味道。
教育与就业常被人扯到一块，仿佛就业就是教育的唯一任务，但事实上，教育是不能与就业划等号的。教育的终极关怀应该是提高公民素质，发展公民能力，为文明社会培养合格公民，就业只是实现教育最功利的目标而已。把就业当作衡量教育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尺，不但歪曲了教育的终极目标，也会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政府以“唯就业论”定义教育，一些社会必需但又就业率偏低的专业就会受到无妄之灾。如数、理、化、生、中文、史地、考古等这些自然、人文科学，它们不仅是应用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石，还是应用科学可持续发展的保障。离开了理论，应用科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它们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应用科学。那种认为不能马上产生效益的专业就是过时的、应该淘汰的专业的思想是错误的，有害的。 正是由于这种急功近利的思想作祟，我国的基础科学在近年来处于严重的虚脱状态——国家自然科学奖几年空白、十年来没有理论创新、人才断层、后继无人等，令人忧虑。
高等教育本来应该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应该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主导性，但自从绑上市场这架战车之后，高校的命运就系在了毕业生就业率的裤腰带上，高等教育也成了随人俯仰、可怜楚楚的小丫头，呜呼！
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要防止“市场失灵”。对教育而言，市场是很难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效果的，是最容易失灵的领域，因此政府必须出手相助，而不是站在市场角度推波助澜，置高等教育于绝地。要知道，砍掉一个专业并不难，如果人才产生断层，再重拾柴火起炉灶恐怕就不容易了。
市场难免唯利是图，政府必须高瞻远瞩。忽视基础研究，长此以往，不但诺贝尔奖遥不可及，连应用科学也将受制于人，像国内生产DVD要付外国昂贵的专利费的事还会再次发生。
因此，我觉得教育部发这个文是值得商榷的。
(稿源：红网)
(作者：练洪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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