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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
学术研究成果与大众媒体的互动是我所追求的，因为应用性研究，尤其是社会调查和公共政策研究，不应当局限于“核心刊物”和学术圈内，应充分发挥其“社会效益”，使研究成为公众参与和影响决策的过程。但媒体吸引眼球的追求与研究成果的规范性、科学性表达显然是一对矛盾。因而，当看到我关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研究，被高度简化并以极具
爆炸性的新闻在2月16日出现时，不禁心惊。
关于“城市本科生是农村的281倍”，是基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千分之一抽样数据，它反映的是当时具有本科学历人口在城市和农村户籍人口中的静态分布。
显然，城市户籍人口中许多具有本科学历者来自农村，包括来自农村的在校大学生。因而，这并不是描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城乡差距的指标。
由于无法得到历年高校录取数的数据，我们对高校扩招之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变化，是以每年的高考报名数进行测量的。研究显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距经历了由恶化而改善的过程。
1995年至2000年，以城乡每万人高考报名数表征的城乡差距持续加大，但从2001年起开始明显改善。可以解释的理由之一，是农村人口不仅在总人口的比例中持续下降，而且绝对数也开始历史性地减少。
对在校生家庭背景的调查显示，高等学校学生中的阶层差距逐渐扩大。教育制度作为社会分层的机制日益凸显和强化。在城市社会中，阶层差距已成为影响教育机会均等最重要的因素。高等教育系统正在出现的分层大致是：拥有更多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管理干部、专业技术人员、知识分子的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更占优势，他们在国家重点高校占有较大的份额，他们的录取分数却低于低阶层家庭的学生。近年来新增加的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主要分布在教育资源、教育质量相对较弱的地方性高等院校，那里也集中了最多的高校贫困生。在收费较高的高职和民办高校，其生源主要是来自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学生。同时，学生在不同学科专业的分布中，也呈现很强的阶层属性。对当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状况，可以简要地表达为“改善之中的城乡差距和扩大之中的阶层差距”。
显而易见，高等教育公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础教育公平问题的积累和延续。因而，对高中教育公平状况的调查，是本研究的另外一个重点。由于普通高中严重落后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成为制约教育公平的新的瓶颈。造成这种不公的，固然有发展性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制度性原因。它突出地表现为中等教育的等级化格局：城市和农村、重点和非重点这样双重二元结构的学校制度，成为凝固和扩大阶层差距的重要制度。
学校的两极分化导致了炽烈的“择校热”。在被调查的高中，缴纳赞助费或择校费的学生比例几乎超过10%，最高达到40%.城市重点学校有1/4的学生通过择校进入，通过熟人关系进入高中的比例在一些地区达到了10%.学生的家庭背景强烈影响着学生能否进入重点中学。不论城市还是农村，高中教育的阶层分化都十分明显，优势阶层的子女更容易进入重点中学，而中低阶层的子女则更多分布于普通中学。
城市重点高中，来自高阶层家庭的学生比例平均为42.1%，是低阶层的1.6倍。在有的城市，前者的比例高达60%以上。
对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公平状况的研究，使我们深深感到正如在经济领域一样，总量的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公平的改善，因为后者关注的是增长的财富或福利是如何分配的。教育公平是一个独立的发展目标，是现代社会公共教育政策最基本、最重要的价值。在改善和增进教育公平的过程中，制度性因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作者：《我国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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