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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这一年在经济领域可谓“百家争鸣”，关于诸多经济问题，从宏观到微观，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一时间喧嚣不已。
郎咸平：国退民进
观点提出者：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 郎咸平质疑了三个知名的民营企业的产权改革
，即TCL的分拆上市、海尔的曲线MBO和格林科尔的低价收购国有企业。指出他们的产权改革实际上是一个以股权激励为招牌，以证券市场为渠道，使国有资产流向个人，也使管理层获取国有资产的过程。
谢国忠：地产泡沫将破
观点提出者：摩根斯坦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师谢国忠 由于中国未能及时提高利率以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之风，已超出了政府有形之手可以调控的范围。房地产价格将在参与者普遍受益的幻觉中不断上升，直到后续资金无以为继时，市场就会突然发生反转，泡沫破裂，最长不会超过一年。
厉以宁：新公有制企业
观点提出者：厉以宁 “新公有制企业”概念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改革问题。“新公有制企业”有4种形式：第一、经过改制的新的国家所有制企业；第二、混合所有制企业；第三、没有国家参股的公众持股企业；第四、公益性基金所办的企业。
萧灼基：政府应该救市
观点提出者：萧灼基 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让股市崩盘，美国9.11事件以后，美国政府也干预了股市。实际上，连世界上最以市场经济标榜自己的美国，对股市也绝对不是放之任之的态度。“中国股市低迷成这个样子，不能再等了，政府部门该出手救市了！”萧灼基说。
曹凤岐：银行改革绝非上市
观点提出者：曹凤岐 改制不等于上市，中国股份制多年，走的最大弯路就是：认为改制就是上市，导致不改制就上市。所以中国的市场出了许多问题，作为今年金融创新重点，把商业银行改革目标定为上市的话，就会走国有企业改革的老路，是非常危险的。
魏杰：国企盈利能力定卖价
观点提出者：魏杰 魏杰认为，目前，在国企改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和企业一味地坚持以投资成本来确定国有资产的卖出价格，而按照国际惯例，资产的定价应根据赢利能力的大小，外企收购时也仅考虑国企的赢利能力，而非国企当初的投资成本。
吴敬琏：金融危机是现实危险
观点提出者：吴敬琏 吴敬琏在一场金融研讨会上做专题演讲时强调，“资金黑洞说明，发生金融危机不是幻象，而是现实危险。”为了解决问题，吴敬琏建议，必须加速银行系统改革，在原有国有银行改制之外，还必须加速创建民营银行，“用两条腿走路”。
胡祖六：央行应该考虑加息
观点提出者：胡祖六 政府仅依靠行政手段抑制过热的投资，在很多方面跟计划经济时代的手段类似，反过来会增加操作的风险，有可能使投资者信心动摇，并会出现急刹车、一刀切的现象。投资的过热归根到底是资本的成本过低，所以央行应该提高利率，投资的需求才能得到真正抑制。
蒙代尔：应该拒绝人民币升值
观点提出者：蒙代尔 人民币目前不是完全可兑换的，此时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可能导致外国投资下降，经济增长放缓，银行不良贷款增多，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延缓人民币可兑换进程，失业率上升，给市场投机者以可乘之机，进而影响人民币未来在中国以外地区的地位。
林毅夫：2030年中国经济有望赶美
预测者：林毅夫 林毅夫认为，人均收入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水平的很好指标之一。据他推断，2030年中国人均收入可能将是美国人均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左右，甚至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而中国的人口大约是美国的五倍，据此，届时中国经济总体规模有望赶上美国。
国企产权改革引发对立观点
2004年8月28日，在北京举行的“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究会”上，郎咸平系统阐述了他对国有产权改革的看法。他首先指出国企产权改革存在两大矛盾，第一是法律缺位下改革的合法性，第二是买卖双方自定价格的交易。他认为这个价格“不能由买卖双方做决定，因为财产不属于买卖双方，而是属于全国老百姓的” 。基于上述观点，郎咸平指出产权改革的两大误区。第一，认为民营化、自由经济，产权改革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是错误的。他认为国企出现问题，唯一想到的办法就是上市，把所有的矛盾都放到产权上来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以民营化为目标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走错了路。第二，不存在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存在的是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问题。
张维迎：不要“妖魔化”企业家
8月24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在中国企业家深圳高峰会上，以《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与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为题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张维迎提出，国有企业改革，或者说国退民进和民营化的过程，是中国在20多年的改革中不断摸索出的一条道路；是在实践中碰撞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思路；是不同地区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竞争的结果。而不是说政府官员、经济学家“拍脑袋”就能拍出来的。他认为，应该看到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特别是国退民进的过程，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如果没有国退民进，以及民营企业的大力发展，如果没有中国民营企业家创造的就业机会，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家创造的税收和其他财富，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不会这么牢靠，这么稳定。因此，社会应该感谢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
张文魁：我与郎咸平的分歧是根本性的
8月2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研究所张文魁教授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究会”，正面反驳了郎咸平的观点。张文魁认为，毋容讳言，中国的国企改革有不少阴暗面，主要表现在国资贱卖；职工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新的控制人由于战略、能力等方面的原因而把原来不错的国有企业反而给“整跨”了等。但是，新体制带来的弊端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得到克服而且正在被逐步克服，因此，我们不能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张文魁回顾了20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认为我们国有企业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片面否定是不应该的。针对朗咸平对于张瑞敏等人身份的质疑，张文魁指出，中国处于转轨阶段，许多企业领导人的起始身份是“国家干部”，但是他们兢兢业业地把很小、很弱的企业发展成较大、较强的企业，他们早已完成了由“国家干部”到“企业家”的转型，张瑞敏、李东生是他们的代表人物。对于这样的企业家，在改制的时候政府应该给予更多的优惠性购股计划。
周其仁：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周其仁也在《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一文中发表观点认为：(1)产权改革的必要性在于企业是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合约。在民营化的谈判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政府与企业家之间契约关系的重新确立。最简单易行且又能奏效的就是产权改革。(2)传统国有企业存在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个是从来不承认参与国资创造的人力资本的合法产权，另一个是靠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场契约组织经济活动。传统的国有经济不承认任何私人产权。主人是抽象的全民，而不是任何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因此，这是一个没有最终委托人的经济。委托代理是一个责任链条，最后委托人无效，整个链条拉不起来，国有企业普遍缺乏信托责任的根源就在与此。(3)改革的制度保证是健全的法治社会。对权利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是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有效途径。同时，要坚持改制方针，增加改制的透明度，提升改制程序的合理性，尽最大可能减少改制中的攫取损失。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观点之争中，应该说对立观点双方都有各自的道理，在此，仅借用吴敬琏的观点作个总结：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确实出现了蚕食和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况。郎咸平教授如果说的是我们在国企转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腐败行为，出现了利用权力来盗窃公共财产的行为，那么我们号召全社会跟这种行为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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