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产先生

　　文/刀尔登

　　我爱戴这位中产先生,如果有缘遇到,我一定同他握手

　　国家统计局的城调队主持了“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扩招。最低线压到家庭岁入6万元，最高线推至50万元。符合这个标准的有6500万人，虽只占全民的百分之五,但也超过了城 市人口的一成。有人欢呼:“中产阶级得到了数字化界定。”有人摇头:“中产主要指的是思想状态而不是经济状态。”打十年前起，学者和记者就孜孜不倦地寻找中国的中产阶级。如果这次还没找到,什么时候能找到呢？

　　6万到50万，这个差距有点大。好比我在餐馆遇到一位邻桌，我有一枚戒指,他则两手灿然,戴了十颗金戒指。说我们共属一个阶层,不仅他不愿意,我也不愿意。

　　在我的想像中，一位典型的中国特色的中产先生首先得住在城市里。郊区是穷人和富人住的地方，轮到中产先生还得几十年。中产先生需要买一套150平方米左右的公寓,下铺木地板上装吊灯。客人入室要脱鞋子,所以中产先生不怎么请客人到家里来。

　　中产先生得有一辆汽车。他喜欢国产的外国车。如果钱再多一些，他可能再买一辆越野车,车顶有行李架的那一种。虽然不太有时间旅行,但可以在工作时幻想旅行。越野车意味着“我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而梦想是中产阶级的重要品质。

　　中产先生出国旅行的第一站是新马泰。其实中产先生更喜欢自己去泰国，但中产太太不放心。中产太太希望一个人去巴黎，中产先生不仅不放心还觉得那太花钱。所以他们一起去新马泰，途中在香港购物。

　　在家里,中产先生的邮箱塞满广告。上万的销售商包围着中产先生;他还支撑着城市里的酒吧业。中产先生不会满足于去沃尔玛那样的地方买便宜货,中产太太更有自己一些心爱的商店。所以他们的储蓄率不会高于10%。

　　中产先生支持环境保护，中产太太收养了一只流浪猫。他们俩都支持禁放鞭炮。他们认为民主是好的，也认为邻居的素质有点低，不配享有投票权。中产先生年轻时曾经是民族主义者，如今也自称是，但年轻人认为他不是了,年轻人说“一个没有行动的民族主义者就不是民族主义者”。

　　这位典型的中产先生勤奋工作，努力维持家庭，还牺牲掉看电视的时间辅导孩子的英语。我爱戴这位典型的中产先生，如果有缘遇到，我一定同他握手。

　　但他存在吗？或者说,中国的中等阶层,到底形成了哪些共同的特征？6万到50万也好,或按别家的标准也好,中等收入群体已称得上庞大,但除了收入,这个阶层到底有什么共性,除了在统计表上,这个阶层存在吗？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让我想起这几年里,社会中发生的一些最激烈的争论，如前年为美伊战争而起的争论,或去年的郎咸平案。几乎所有的争论都给我一个印象:争论双方并无共同的底线。没有一致的目标，没有都认同的手段，甚至不使用同一种逻辑。没有共同点的争论不是争论，那是战争。

　　这些争论,无论在网上还是网下，“中等收入群体”都是主要的参加者。一个经济阶层当然不意味着同时也是意见阶层,不过至少,得有些共同价值吧。但没有。

　　在郎咸平的公案中,有一种情形特别显眼。两种立场在交锋,一种可以称之为“穷人立场”,另一种可称为“富人立场”。参加讨论的“中等阶层”,或者依附于“穷人立场”,或者依附于“富人立场”。本来,按人们的理解,中产阶级不但有自己的立场，而且其立场还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但在郎咸平案中,出现的是相反的情形。

　　按国家统计局的预计,15年后，“中等收入群体”会增加到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五。这个估计未免有点乐观;但即使如此,以目前的情形看,到2020年,中产阶级也未必会瓜熟蒂落地形成。价值分裂仍会继续,只是规模变大。

　　15年里会发生许多事情。就是现在,“中等收入阶层”也有一致行动的时候,比如消费策略,比如支持驱赶城市中的流浪贫民。这些都是与直接利益相关的。利益是熔铸阶级的坩埚,但未必是不二的坩埚。政府官员,公司白领,知识分子,“中等收入群体”这三大主体,会有足够多的共同利益,来克服掉那么多的分歧,把自己熔铸为同一阶层吗？

　　很多问题都没有答案。更让我存想那位典型的中产先生。按我的估计,他也许会是目前的“中等收入阶层”的第二代。这个想法让我把眼光投向我的儿子。他看到食品时神采飞扬,写作业时一脸呆气。天啊,我想,不会就是他吧？

　　实际上完全可以是他。一个健康社会的主流人士,就应该是这样的,不该有精神的疲劳,不该把热情消耗在争论和怀疑里面,也不该爱思想超过爱食品。中产阶级应该享受一种简单可靠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在价值分裂的漩涡里挣扎。

　　刀尔登:六十年代生人,中文系出身,做过行政、研究、编辑等几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