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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先后有282个城市宣布禁止在城区燃放烟花爆竹。然而，近两年，人们对鞭炮的美好记忆又被唤醒，在这些城市中，已有106个有限开禁。于是，每当除夕、破五、元宵之日，民众往往以密集的鞭炮声对禁放法规发出挑战，政府则大规模动员人力执行禁放令。
然而，禁放执法人员的底气似乎不足。北京一位执法的老人就承认，对违规燃放的
人，“即使真让我们抓住了，也烦，都是街坊邻居，就为放了两个爆竹，蹲班房了，被罚款了，这以后还怎么见面？”执法者反而难为情，这很有趣。
同样是这位老人，如果面对的是偷窃、抢劫的邻居，恐怕会义正词严。其实，有这种心态的执法人员恐怕不在少数。这也正是禁放令得不到严格执行的根本原因。
违法者似乎与执法者心有灵犀。北京今年除夕之夜共有数百人因违禁燃放被处罚，其中有若干人被拘留。被拘留的人却认为自己并没有违法：“我们不过放了几个爆竹，虽说蹲了班房，可又没偷又没抢，即使传出去，也不丢人。”照此推理，即使执法人员严格执法，将所有违法燃放者都拘留起来，似乎仍然不大可能收到阻止燃放的目的。于是，我们不能不面对一个问题：禁放令是法律吗？
从形式上看，禁放令当然是法律，它是由地方立法机构通过并正式颁布生效的，具有完备的法律效力。根据法律实证主义的观念，法律就是主权者的意志，即便它是荒唐的，一经颁布，也就具有法律效力。不过，这样的法律与别的法律似乎不同。比如，如果谁违反了惩罚偷盗或抢劫行为的法律，执法者和公平的旁观者都会认为该人是可耻的，应当受到惩罚；即使是犯罪者，也知道自己在做不正当的事。然而，违反禁放令的人却不觉得自己在违法，而执行禁放令的人似乎也各有心事。
照此看来，禁放令似乎不是完备意义上的法律。不少专家学者对其提出批评，舆论也站在习俗一边，呼吁废止、至少是修订禁放令。如此一来，禁放令的法律效力就更让人怀疑了。一张写着若干条文的纸是否属于法律，似乎还要看民众、执法者是否认真对待它。至于它是否能发挥法律的效力，更取决于执法者和民众的态度。
法律不是颁布一下就万事大吉的，如果立法者希望法律真正发挥效力，就需要考虑它是否能被执法者和民众普遍地当做法律。
也就是说，法律需要合乎天理人情，合乎人们的正义感，合乎理性，合乎人们关于正当与不正当的判断标准。一个具有正常理智与情感的人，不需要经受普法教育，仅根据自己的良心和理性行事，就不会触犯法律。这样的法律可以使人在不知法的情况下，就可以轻松成为守法良民。这样的法律，即使是违反者自己，站在超然的公平立场上，也会予以认可。这样的法律，才是可以有效执行的法律。
因此，立法不完全是一件技术活儿，也是艺术活儿。
立法者需要探究普遍的理性与正义，需要探究民众心中关于正当与不正当的判断标准，也即需要探究天理人情。
有效的、公正的法律，不管其规定有多复杂，但总将天理人情灌注其中。否则，即便具有法律的形式，也会被民众忽视甚至蔑视，从而难以成为法律。
□秋风(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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