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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今年春节期间，重庆“五百棒棒受雇倒卖火车票”，被先后戴上了手铐。他们年龄在20岁至60岁之间，以周边区县农民居多。以前一张票只加100元左右，今年普遍加200多元。今年票贩子的文化层次、组织程度都比以前有显著提高。有些票贩子具有大学学历，雇佣棒棒排队购票，供他们吃住，还拍着胸膛保证安全：“你们大胆地去给我买票，莫怕，出了事情我负责”，如同黑社会一样。
读到这则消息，我不愿相信这是铁路民警的“政绩”。我认为，这是民工在城市生存现状恶化的一个表现，也是城市发展与管理急待解决的一个新问题。
“前年当丘儿，今年成票贩”的这个棒棒，54岁，头发花白，额上满是皱纹。他说，我以前从来没有犯过法。我有两个儿，一个智力有问题，一个在青岛打工，有两个孙子，我和老伴带着，家里经济困难，想出来找点钱。
打“黑工”，找“黑钱”，为什么选择了这条道？
首先是大票贩子可恶。自己当缩头乌龟，把棒棒支在前面，有利得大头，亏本不顶罪。票贩子学“精明”了，知道“与时俱进”，而管理者还是守株待兔老一套，怎么斗得过狡猾的狐狸？犯罪现场在哪里？在火车站里或者外面或相关地方，不完全是。我认为，票贩子的犯罪链，民工不是“一传手”，顶多是“二传手”、“三传手”，火车站内部掌握车票大权的人才是“一传手”。如果从源头上抓起，车票一上来就纳入正常的轨道，犯罪分子见无机可乘、无财可发，就不会引诱民工上贼船了。这就是票贩子猖獗，手法翻新，而铁路管理部门年复一年，总是整顿不下去的根源。
进一步说开去，如果一个部门、一个地方，社会问题长期解决不了，群众意见不断，越来越多的人受害，甚至铤而走险，必然与一个部门、一个地方官员的责任心有关。如果不是单纯考虑本部门、本地区的利益，如果大胆启用责任追究制，直接撸掉官员的乌纱帽，那么，再懒惰、再昏庸的官员也不敢掉以轻心，不得不把自己的篱笆扎紧点，那么，一个春运产生难以计数的百万富翁的神话，就不大可能发生吧。
据悉，今年的民工潮没往年那么猛烈，求职民工数量比往年大幅下降。一位在重庆渝中区开了多年“棒棒旅馆”的老板说，今年生意冷清，只有五六成的入住率。民工少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今年全免农业税，┟竦母旱＜跚崃耍灰诩依镏趾米冢俑愕愀币担材艿值蒙辖俏窆さ氖杖搿?
所以说， 不让民工打“黑工”，是全社会的系统工程。为民工创造更多更好的打工机会，事关各行各业、方方面面。民工打“黑工”自作自受，但是我们于心不忍。城市建设不能没有民工，但是不能有“黑工”。不让民工打“黑工”，这是城市建设的需要，是政府管理的责任，这不仅需要民工提高自身素质，同时也需要每一个城里人，尽一分爱心与能力。
(稿源：红网)
(作者：傅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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