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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撰写过一副对联，“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副对联是许多前辈学者一心向学、严谨求实精神的真实写照，正是秉承着这种忠实做学问的精神，我们的前辈学者才取得了非凡的学术成就，他们的真知灼见至今仍然惠赐后人。
例如，谈到社会学，一些人会认为这是一门很空泛的学问，似乎很容易出成绩，其实不然。费孝通先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在世界上都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1935年夏，费孝
通和王同惠在未名湖畔举行了简朴婚礼。三个月后，这对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系的新人共赴大瑶山瑶族社会考察，为写作社会学著作积累原始材料。他们晓行夜伏，一路涉过充满了危险的山道。由于费孝通在路上误陷虎阱，王同惠女士不幸牺牲在寻找救援人员的路途中。为了学术，费先生不畏艰险，甚至自己的新婚妻子也牺牲在研究学问的路上。正是有了这种不怕牺牲的精神，他才写出了在社会人类学中占据巨擘地位的《江村经济》等著作。
但是，今天的社会学家却很容易出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家徐安琪先生以前似乎并不出名，但前不久，他发表了一篇调研报告，称中国的父母养大一个身体健康的孩子平均要花掉49万元，这还不包括春节压岁钱等“额外”收入。这一“研究成果”甫一问世，立刻引起轰动，徐先生也一夜成名。可惜的是，人们对于他的所谓的“研究成果”一片质疑之声。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根据国家公布的数字：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00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00元。假设一家3口人，城镇才21000元，要20多年才能攒够40多万；农村才7500元，要65年才能攒够49万。可他们还要吃、穿。当然对千万、亿万富翁来说，别说40万，就是400万也不成问题。但这没有代表性。因此，这个调查没有任何意义。当然，徐先生可能根本不在乎人们的议论，在追以出名为时尚的今天，徐先生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了。
但是，我们仍然要问，作为学者的责任在哪里呢？作为学者的良知又在哪里呢？“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浩然之气又在哪里？
我们庆幸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了解民情与下情的，如农历大年三十,胡锦涛总书记在贵州兴义市纳灰村了解到查兰明一家年收入不足2000元,还要供一个上大学的孩子。可是，假如我们的决策者们不能直接从基层了解民情，而是根据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来制定大政方针，会出现怎样的后果呢？
中国太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做真学问的学者了。假如被人们誉为“社会良心”的学者们也竞相追逐名利，那不但是学者们的悲哀，更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剧。学者们端出这样的“调查结果”来给大家看，如果是为了哗众取宠，博名取利，只会让人们嘲笑他们的所谓“学术水平”；假如学者们是在为政府提供施政的依据，那么不但让人怀疑他们的社会良心，而且会贻害社会，罪莫大焉。
(稿源：红网)
(作者：马国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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