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网记者 郝洪
本来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外企劳资纠纷，却变得有些微妙起来。
2月2日，某报题为《一个外企员工的死亡裁定》的报道说，戴尔公司中国总部一员工加班时突然倒地，50多天后死亡，由此引发是否工伤的劳资争议，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于今年1月26日作出结论，该员工之死不属工伤。争议本在技术细节，即死亡时间、死亡病因、补偿标准等等，但记者透露了一个有意思的信息，即在这次裁定中，该市相关部门被要求“妥善处理，不能让戴尔生气”。
为什么？从报道中多少能找到一点答案———戴尔公司是当地利税大户，地位非同一般；此前，戴尔公司有意将总部迁至上海，当地政府多方挽留。或许可以这样推导：假如戴尔生气了，就有可能离开当地；假如当地没有戴尔，就可能影响经济发展指标……以此逻辑推论下去，想来有些小人之心。也可能这些信息要表达另外一个意思，即避免让更多的当地人生气。因为，假如戴尔生气、搬走，会直接影响当地的就业，影响城市的公众利益。
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不能让戴尔生气”确实是不少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典型心态。
时下，政府“亲商”一词迅速流行，怎么“亲”，不同的人有不同理解。苏州工业园区当初提出“亲商”理念，其实是指在法律框架之下的规范操作，包括强调服务观念、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规范政府运作；是权力透明、权力下放；是勤政、廉洁、高效。亲商，并不妨碍那里用制度保障外企员工从企业得到高福利待遇。
不过，“亲商”理念被借鉴到四面八方之后，“亲商”之“亲”却有了更多暧昧的解释。比如，减税让利，在政策上向外商倾斜；给予外商投资企业以超国民待遇；对外商有求必应；甚至，在法律上、在原则上也可以网开一面。
在报道中，我们还看到几个引人深思的细节：“当××市劳动局就郑杰工伤问题展开调查时，曾被戴尔公司拒之门外”。
“在郑氏家属申请工伤认定后，戴尔公司曾向××市劳动局递交一份材料：‘郑杰家属无理取闹，给各方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为此，我司建议贵局工伤科不应予以受理，同时应保障我司的正常经营秩序’。”
“另一位××市劳动局官员透露，工伤科方面曾经表态，如果戴尔承认工伤，即使已过时效，工伤基金仍然可以支付这笔资金，不需要戴尔承担，且可以作为戴尔重视员工福利的正面典型，但戴尔没有答应。”
企业有何权利将正常调查取证的劳动部门排斥在外？企业又如何能自信地建议政府部门不受理与自己相关的投诉？有关部门又如何能私下与企业协商以利益交换方式寻求解决之道？
在现阶段，把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作为地方政府工作重点，本无可厚非。但不能忘记一点，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为民造福”。昨天下午，看到那篇《一个外企员工的死亡裁定》之前，笔者刚刚结束在昆山的采访回到上海。而在这次采访中，昆山市委书记曹新平一番关于“亲商”的理解，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启示。
曹新平认为，“亲商”之“亲”并不要求政府与企业亲密无间，而是亲密有间。“亲商”应该建立在依法行政、规范操作、善待员工的基础上；建立在提升高水平、高效率服务基础上。笔者以为，带有行政干预色彩的“不要让戴尔生气”这句话，有违法行政、操作失范之嫌，且无从体现善待员工，也与提高政府服务效率无关。
笔者无意认定戴尔是否有违我国劳动法———劳资争议完全是在专业领域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只要有关部门不要“多事”，仲裁机构依法公正，仲裁的结果，相信应该不会让戴尔有生气的理由。
《华东新闻》 (2005年02月04日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