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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两位大学教师自备斧头、榔头来到安徽歙县，找到日本人出资修建的明代倭寇王直墓，将墓碑和刻有日本出资人名字的“芳名塔”砸毁。他们的行动让本已沸沸扬扬的“日本人为民族败类修墓”事件再起波澜。(2月2日《新京报》)
南京的一位律师如此评价这两位老师的砸碑行为：“行动上不理智，程序上不合法”，这位律师认为，邬伟民和郭泉应该选择“正常合法的途径”。然而，在我看来，两位大学
老师的行为却显得很理智。他们先是查阅资料、严肃探讨，确定王直的“汉奸”身份；再对江苏和安徽的墓碑进行了“比较研究”，确定砸碑工具；在砸碑现场，二人只砸毁写有“王直”字样的墓碑，并未株连“王氏祖碑”———与那些在网络上为“砸碑”行为摇旗呐喊、高声喝彩的人相比，两位老师的行为显得更富有理性。我相信，这两位书生气十足的老师不可能不知道自己触犯了法律———他们其中一位还当过五年法官；只不过，在理性的权衡之后，他们发现，要宣泄自己的义愤，“砸碑”是成本最小的行为选择。
我不清楚那位南京律师所说的“正常合法的途径”是什么。就常理而论，两位老师如果觉得“王直墓”伤害民族自尊、非拆毁不足以维护民族尊严，无非有两条“正常途径”可走：一是行政途径，即向当地政府提出干预立碑行为的要求；二是司法途径，即向相关当事人提出诉讼，由法院裁定墓碑的存留。不过，以两位老师的理性计算，走上述两条路的成本实在太大——其一，当地政府既然能够几年来始终默许“王直墓”存在，其态度已是昭然若揭，凭借两个书生之力就想改变当地政府的一贯考量，难度显而易见；其二，即使“打官司”于法有据，但无论选择“民告官”还是“民告民”，可以预见的结果多半是漫长的诉讼期；对于两位缺钱无势的“教书匠”来说，与如此沉重的成本相比，因“损害公私财物”而被拘留或罚款倒显得微不足道了。
在我看来，两位老师“理智”的“砸碑”行为说明，我们的民族情绪还缺少合理的制度化宣泄渠道。
民族情绪产生的原因极为复杂，众人莫衷一是；民族情绪对社会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也是众说纷纭。但无论如何，民族情绪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公众意识形态，必须得到关注和积极回应。从积极方面说，合法地宣泄民族情绪是公民表达自由权利的内容之一，给公众提供制度化的宣泄渠道，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己任的政府责无旁贷；从消极方面讲，提供合理宣泄渠道，能够防止民族情绪日积月累、暗中涌动，避免发生“井喷”、“管涌”现象，有效防控民族情绪对社会发展的不良影响。
参考各国经验，为民族情绪提供制度化的宣泄渠道，意味着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将单个、零散、非理性的个人行为变成有组织、有理性的群体行为。具体而言就是一方面促进民间NGO组织的生长，以降低单个公民选择“合法正常途径”的成本；另一方面健全保障言论与表达自由的法律框架，保证政府自身能够及时回应公民维护民族自尊心的诉求。
理智的公民以违法为代价宣泄民族情绪，这绝对不应是我们期望看到的结局。
只有当我们的民族情绪有了合理、规范的制度化宣泄渠道，民族情绪才不至于成为非理性行为的高效催化剂。
□毛飞(北京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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