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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光东
你如果喜欢玩麻将又习惯来点小刺激的话，那一定久经这样的锤炼：无论酷暑严冬，都得紧闭门窗；无论输赢多少，都得宠辱不惊；洗牌要默默无闻，彩头要小心藏好，门外有一丝脚步声，你的心脏就会怦怦乱跳……身边人的惨痛教训已足以令你谈警色变，一旦被疾恶如仇的邻居举报或者直接被巡查的警察逮到，“身败名裂”不说，随后的治安罚款、行政
拘留等等就等着你了。
不过，现在你不用这样难为自己了。一周前，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指出：“对群众带有少量彩头的打麻将、玩扑克等娱乐活动，不以赌博行为查处。”
白副部长这番“区分赌博行为与群众娱乐活动”的话，不仅喜好“小赌怡情”的人听来受用，恐怕执行禁赌任务的警察也乐见其成。因为这样一来，有限的警力就不用东奔西突，陷入清理“小赌怡情”的琐屑之中，能把好钢用在打击“六合彩”、网络赌博、赌球赌马等大赌豪赌的刀刃上，确保正在开展的打击赌博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收到全功。
当然，个别警察也难保会因此不高兴。
他不能再像往常一样，为了完成所谓的罚款任务而不务正业，专事查处一家一户的小赌，令其小赌也“败家”。
白副部长的一番话惹得几家欢乐几家愁自是难免，但“区分赌博行为与群众娱乐活动”，无疑更有利于禁赌行动的有效和成功，称之为新中国禁赌史上的创举，也不为过。同时，值得每一个中国公民欢乐的，还在于此种区分所显示的非一刀切、去简单化，透出的执法观念的巨大转变。
这种区分，首先体现了执法者对社会习俗的正视和对人性弱点的宽容。
从社会习俗来看，麻将是“国粹”自不待言，时下很多老年人甚至待业人员，还把打“小麻将”、“斗地主”等作为消磨时间的一种重要方式，亲友间联络感情，也往往以此为媒介，当然不带彩头是玩不久的。从人性或心理学的角度看，人是趋乐避苦的动物，同时也是喜欢冒险的动物，人们总是希望好运气能够伴随左右，好赌应当是人性的一个弱点。可是，如果立法者、执法者只是“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理想主义，忽视社会现实和不能容忍人性弱点，则不仅会徒然耗损宝贵的法律资源，还会减损法律的尊严。
这方面，美国上世纪初的禁酒令可资佐证。
美国具有很浓厚的清教徒传统，很多人追求一种“禁欲苦行”的生活，并希望以法律手段制裁酒徒。终于，1919年，国会通过宪法第18修正案，规定一切生产、销售、运输酒类的行为为非法。但这并不等于说，一夜之间，美国人就无酒可喝了。禁酒令创造出了一个新行当：私酒贩子，并给他们带来暴利。事实上，当时偷偷违反禁酒令的行为是如此普遍，使得该法律几乎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笑话。1933年，美国国会只得通过宪法第21修正案，取代第18修正案，全国禁酒令宣告彻底失败。
这段历史昭示，任何良善、崇高的立法、执法动机，如果违背民心和普遍习俗，就不能收到预料的效果。
其次，“区分赌博行为与群众娱乐活动”还体现了公权对私权的合理避让。
本质上讲，赌博是没有直接被害人或自己就是被害人的违法犯罪。正因如此，国内一些学者认为赌博不对其他人构成危害，主张将其合法化，但考虑到目前的国情和它可能诱发其他违法犯罪的危险，以及在历史上曾频繁出现过的倾家荡产的惨痛教训，这种提议似乎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不过，这种主张也在提醒执法者，一般而言，人们可以独立地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判断，并承担其后果。彩头超过其承受能力，他自然就不会继续娱乐了。相反，如果一刀切地禁止所有用财物作注比输赢的活动，就显得过于“为民作主”了，也可能给偷窥个人隐私、公权介入私域打开方便之门。
曾经引起广泛关注的“夫妻在家看黄碟”事件，就为此提供了最佳的注脚。该事件最终以执法机关赔礼道歉并给予赔偿而结束，这说明保护公民个人隐私权越来越受重视，也说明了社会观念已达成这样的共识：只要公民个人的行为没有损害到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就不得动用公共权力进行干预或者惩罚。现如今，对群众带有少量彩头的娱乐活动不以赌博行为查处，就再一次为公权与私权的合理划分提供了新的注脚。
鉴于以上理由，“区分赌博行为与群众娱乐活动”又岂止是新中国禁赌史上的一个创举？
当然，这一创举可能还与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相关规定不尽一致，但这个“陈年”老条例也早该改了，事实上它也正在被改。可不管怎样，至少在即将到来的春节里，游子归家的你可以这样提议：“妈，来打八圈麻将，带彩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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