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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建华／文
中共十六大提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必须进行政府再造，通过政府的“自身革命”，达到善治和善政的目的，而“政府再造”和“自身革命”的惟一途径就是建立服务型政府，实现从官本位向民本位、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过渡。在此过程中，政府组织必须树立一些相
应的运作理念。
“以民为本”的理念
既然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那么，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或者说是一种“政治契约”关系。因此，政府是公仆，而不是公婆，政府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这是现代政府存在的价值基础。对每一个公务员而言，都要有责任心、爱民情、效能感和亲和力，实现由“管理者”向“服务者”的政府角色心理转换，则是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之路。
“有限政府”的理念
与有限的政府相对立的是无限的政府。所谓无限政府是指一个政府自身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上具有无限扩张、不受法律和社会有效制约的倾
向。现代政府则是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的，因此，它必须正视社会力量的存在，从而，分割和配置社会资源的主体有政府和市场。这就决定了政府不可能是一个专权的政府，恰恰相反，现代政府是一个权力有限的政府，这种权力范围的最大边界是以不损害公民合法权益为基本限度。按照公共管理的说法，政府不是“划桨者”，而是“掌舵者”，它的主要职能在于弥补“市场失灵”。
“依法行政”的理念
法治的价值前提是它对基本人权的承认，尤其是公民个人的财产权、自由权和生命权。对这些基本人权不能剥夺、不可侵犯、不可让渡。为确保人权不受专横权力的践踏，法治之下的法律必须对政府的权力加以严格的限制，这就是说，实行法治就必须确定一个“有限的政府”。法治的主要功能在于防止、束缚专横的政治权力。
高效廉洁的理念
任何政府的活动都要发生一定的成本，同时也向社会提供服务。政府运作的高成本与政府服务的低效率是如影随形的。如果政府在消耗一定的情况下取得最大的社会效果，或在取得某一社会效果的情况下耗费最小，那么效率就高，反之，效率就低。建立服务型政府，应该首先提升这种机械效率，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提高功能效率和系统效率。就提升政府机械效率，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是对服务型政府最低的要求。因为一个腐败成风的政府，每输出一个单位的服务往往要支付更高的成本，自然不会有高的行政效率，况且，输出的服务在质量上也往往要大打折扣。因此，尽管提高政府的效率还要依赖其他的要素，但是，只有铲除了腐败，其他的要素才能发挥应有的功能，最终为提高政府效率准备条件。
公正平等的理念
公平、正义和平等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行政的价值取向。但是在具体的行政过程中，政府往往不自觉地侵犯人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等基本人权，在当今时代，没有哪一个政府敢于以忽视人权为前提来设计政府的智力模式。恰恰相反，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政府公共性的重要体现，正义可以将人民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公平地分配社会资源，正义的社会结构和政府智力模式也为保障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公平。
责任信用的理念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政府都是最大权力的拥有者，政府的官员也具有特殊的社会地位，从而，政府极容易形成唯我独尊、无事不管的文化生态，政府官员也容易形成官僚作风和衙门习气。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不负责任、信用缺失的政府中，决策随意、执行不力、职能越位和部门失职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政策可能朝令夕改、法出多家、政出多门；官员可能信口开河、言行不一、政策多变。在对公民或其它社会组织行使权力时，无故拖延、互相推诿、渎职、失职，互相扯皮，这样，市场主体就会面对很多不确定因素和不可预见的环境，从而导致预期的短期化和行为的短期化。据此，现代政府都认识到，“权力就是责任”，信用就是选票。政府不但要取缔行政不作为，而且，积极作为也不再是道义责任，而是法律责任。为了革除这一弊病，都倡导建立一个“责任型”和“信用型”的政府，建立相应的权力监督体系，严格执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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