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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四倍
2004年底，南京市出台了小汽车配备、更新使用管理暂行规定。现任副市级(含)以下领导干部不配专车的内容引人瞩目。一些市民认为南京的这一用车规定是“说得很好，但执行起来可能很难”。南京市纪委负责人坦陈：这是很现实的问题。目前，领导干部公车私用向单位交纳费用，主要还是靠他们自觉，由他们主动交纳。(《中国青年报》1月26日)
南京市现任副市级(含)以下领导干部不配专车之所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我国的“车轮腐败”现象有密切关系。有关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耗用约3000亿元人民币，已经成为财政不堪重负的大包袱。社会轿车每万公里运输成本为8215.4元，而党政机关等单位则高达数万元。并且现在的公车使用漏洞很多，基本上是“三三制”：公务用车占三分之一，领导私事用车占三分之一，驾驶员自己用车占三分之一。面对这种现象，改革公车的呼吁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公车私用是政府内部公务人员依托政府实现个体利益，并由此外化，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成为明目张胆的损公利己行为。
就南京市的公车改革来说，面对公众的质疑，纪委负责人认为，改革的成功与否要看官员的自觉。这在笔者看来，绝对是一个天方夜谭。如果靠官员的自觉，可以解决公车问题，还出台各种各样的制度干什么呢？制度出来了，不是靠坚决执行来取得实效，而是靠官员自觉，充分说明了制度设计的疏漏。我们知道，任何制度的设计都不能摆脱对人性的选择问题。好制度的目标是让个体有继续行善的积极性，而没有为恶的积极性。不同制度设计的主要区别，就是对于人性预设的差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过，美国的民情之一就是对官员的不信任，因为他们最接近权力，也更有可能成为无赖；如果不用一项权力去监督制约他们，他们有可能把整个国家抱回家。事实上，英美国家的人性预设是“人是无赖”，就是说一有机会他便会占便宜，一有权力，他便有可能腐败。靠官员自觉来决定公车改革的效果，有关部门在设计制度时把官员看作“圣人”，不可能取得期望效果。
根据所有权理论，只有将所有权明晰，个人行为才会最有理性和最讲效率。人们绝不会对属于自己的东西毫不珍惜。而对所有权不明的公共财产，人们往往会过度使用而不考虑效益。因此，公车改革只能在所有权明晰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效果。民意对南京市这次改革的质疑，以及制度设计对官员自觉性的依赖，都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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