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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宏维
“厌女症”(misogyny)？
也许这是一般中国人并不熟悉的说法。但是“厌女症”所包含的内容却是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了。在父权制话语中，对女性最具侮辱性的称呼莫过于“贱货”。还有一句被标为
“国骂”的“他妈的”，则把无数中国人的母亲都直接了当地作为辱骂的对象。显然，在对中华文明的现代传承与光大发扬中，对掺杂于其中的那些“厌女症”的顽劣成分，毫无疑问是必须彻底批判和清除的。
首先，“厌女症”集中体现为一种权力话语，即以语言和谈论的方式对女性的人格进行大肆贬低，表现的是父权制对女性的极度蔑视。在许多典籍中，女性被描绘成愚蠢、只求官能满足，情感幼稚、喜怒无常，不能节制、喜好性事，精于欺骗、狡诈，易堕落等等。这些似乎都是女性与生俱来的缺陷，也成为女性天生比男性低级的根据。当然，做这样描绘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封建等级秩序，巩固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在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中，“厌女症”的例证绝非鲜见。如在中国封建社会，婴儿一旦降生，便立即有了性别等级的区分，若生的是个男孩，便是“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珍贵的美玉)”，而女孩是“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瓦制的线捻)。东汉才女班昭对此的解释是，女人一生下地，即给她如此这般的教训，是为了“使她将来永不致有出位之思”，即明白自己是个“主下之人”。显然，“璋”、“瓦”之分亦即男贵女贱之分。延至今日，偶尔还可见有人因生子而在家户门上贴出“弄璋之喜”，相反却不会有贴出“弄瓦之喜”的。这充分表明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厌恶女性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女子卑贱，既不能承宗启后，又要勤加管教约束，一有错误就是父母祖宗的羞辱，谁又愿意生女孩呢？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绝大多数女性一出生就遭人厌恶，民间流传的说法是：“生男如虎，生女如鼠”。
这种对女性的厌恶，还表现为在父权制文化统治下，对女性的“物化”的推进，并逐渐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女性是“货”、是“物”，不仅仅体现在她们可以为男性传宗接代，是生儿育女的机器，还体现在把“女色”置于与“淫声、狗马、畋猎”同一序列的奢侈性消费品之中，并且在历代为有权势、贪图声色犬马享乐的男性津津乐道。而就在女性沦为男性“玩物”的同时，父权制文化又构建了女色具有“媚惑”作用的看法，即认为女人是诱惑男人的“狐媚子”，导致了男人的贪色和淫乱，所以是具有很高危险性的一种“物品”。这些“厌女症”的表现，还扩大到了政治、特别是涉及到国家政权的稳固方面，于是演变成了把女色妖魔化、邪恶化的“女人祸水论”，即把社会危机的发生、政权的覆没都统统归之为因女色而遭到了扰乱破坏。女人于是便成为一切坏事的原因，更是“以色祸国”的罪恶源头。对此，还有一种“倾城倾国亡国亡天下”的说法，即女人越是美丽动人，危险性也就越大。据《古烈女传》记载，武王灭商之后，为警戒世人，竟把纣王妃妲己的头割下挂在城墙头，并插上了小旗，上书“祸商者，此女也”。《尚书》就曾对帝王发出劝勉，要求“惟王不迩声色”，以避免女色迷惑了君主。而若是君主耽于其中，就可能使这些坏女人得到了“干政”的机会，继而将造成社会混乱和国家覆灭。《诗经》对此的描述则是“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儒学创始人孔子，更是把“女”与“德”对立起来，提出君子必须“戒之在色”，“好德不好色”。《礼记》也有“好田(畋，狩猎)好女者亡国”的告诫，警示诸侯们切不可因靠近女色而丢掉了江山。林林总总，不难看出，一方面是父权制对女性变本加厉的贬低和压迫；另一方面，则是大言不惭地把江山社稷之乱统统归咎于女性“干政”、或女色扰乱，而目的就在竭力掩饰父权制及其文化本身的淫乱、荒谬与堕落。道貌岸然而内在庸俗、猥琐、自私，正是深深嵌在父权制文化之中必须彻底批判、彻底清除的糟粕。
随着封建社会的演进与衰败，“厌女症”的程度愈演愈烈，甚至对女性由“厌”发展到“惧”和“恨”，以至宋代程朱理学提出的“灭欲说”，竟然吸收了来自佛学的拒斥女色诱惑的“妙方”。这就是，正人君子们若要抵制女色，且把面如桃花的美女们看成是如“臭皮囊”、“枯髑髅”一般极为可怕的样子，就可使自己免于诱惑，以加强修养达到无欲无念的“至高境界”。在这类观念的影响下，社会更加剧了对于妇女的鄙视和压制。而妇女的处境也愈加悲惨，她们本身更自轻自贱，自认天生有罪，自甘处于受压迫的地位。但是，即便如此，皇上后宫三千，有权势者妻妾成群，文人雅士狎妓成风，又何曾消停过呢？
然而，历史自是历史。不论父权制及其“厌女症”曾经如何寻找借口、如何推卸责任、如何把妇女打入十八层地狱，该消亡的仍要消亡，该生长的仍要生长。自“鉴湖女侠”秋瑾发出“难道我辈生来不是人？”的呐喊，反对父权制、争取女性“人”的尊严的浪潮已不可遏制。“厌女症”固然顽劣，至今也未完全消亡，但在滚滚历史车轮下，它必定要被碾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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