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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甘林
1月20日召开的北京市“2005年养犬管理工作会议”透露，为进一步平衡主张限养者与养犬人之间的矛盾，今年全市居住地区内的禁止遛犬区域划定方式，将采取居民自决方式，由居(村)委会通过居民、村民代表会议划定，并组织监督实施。(1月21日《新京报》)
在我看来，北京决定由居民自己设定“遛狗区”的意义，不只是“增强法规的贴近性”，而是以往简单化的行政命令转变为尊重公民、按照契约性自治的一种有意尝试。这对培养公民参与社会公共管理的热情，提高公民民主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按照公共政治学家的观点，公民社会着重强调政治国家的活动应严格限制在公共领域，国家不能代替社会处理私人事务，政府权力不应渗透到社会领域。
说到底，公民社会应是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文化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政府活动不宜干涉。如果政府介入这些领域，就会造成公权的滥用。
居民遛狗一事，这可以说是个全国性管理难题，虽然政府耗费了巨大的立法、行政管理和执法资源想解决好这个难题，但事实证明，政府设置的养狗高门槛以及一些处罚规定几乎形同虚设。这其中有权力腐败的原因，但最关键的问题是，政府的管理思路与居民管理思路大相径庭：政府想限制，但限制不了权势者，恰恰限制了普通百姓；而居民认为，管理狗并不需要太高的成本，只要找到狗与人类和谐相处之道，事情就能很好解决。去年12月，贵州省贵阳市通过请市民就如何管理狗拿出方案，结果，这一曾经困扰政府多年的难题终于得到解决。
北京市的管理思路其实也正是如此，如何设定遛狗区由居民选择。划定禁止遛犬区，这不仅会增强法规的贴近性，而且，养犬人举手通过的“禁止遛犬区”，养犬人本身肯定会遵守。这样才能使“禁遛区”不至于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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