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琨艳：误入时尚圈的建筑师

　　他曾经有一段逃离人群的流浪生活，长达10年；他把苏州河边的旧仓库改成时髦的艺术家工作室并且风行；他年过半百了，还经常即兴逃到东京观察建筑；他数十年坚持穿三个品牌的男装，却始终坚持自己的时尚是被动的，只是遵照了内心的想法而已

　　文｜苏德

　　从南苏州路的这头，到那头，在冬天的下午里，有苏州河水里的冰凉风气和太阳折射后的疏暖微粒，静默在两岸旁的旧仓库显得很悚然，那是半个多世纪前上海滩大亨们搭建的工厂或粮仓。在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几次被翻修被易主，梁垣交错。如今，以成都路高架为界，一边几乎还保留原貌，一边河堤已经翻修重建，很多仓库也成为若干艺术空间或是工作室。而6年前，最早决定将工作室搬进这儿的人就是登琨艳。

　　也许因为姓名的特殊，“登琨艳”这三个字经媒体大肆渲染后总给人似是而非的印象，就连他自己也说，可能会有很多人知道“登琨艳”，却不会有太多人知道这个人是谁，在哪，在做什么。这种与人群保持似是而非陌生度的疏离感，正是他这么多年来背负着虚名逃离台湾建筑界后最想要的。

　　6年前，当他在租用南苏州路某号旧仓库的合约上签下“登琨艳”这三个字时，那一剂在他说来给自己打的“逃脱麻醉药”已经散了整整十年的药力。他记得最初离开台湾去欧洲和美国流浪整两年的日子，每到一处，他看的关心的，都是建筑；他记得后来落脚上海，常包海鸥饭店住房的日子，每天起床看黄浦江两岸泛旧的神色，不想工作。那时候的他，异于常人地将退休提前，把想去的想玩的地方走遍，最后才肯安定。

　　这6年来，登琨艳终于安定在苏州河边以旧仓库改建的工作室里，重新又趴在设计台前不休工作，几乎从清晨到暮色，偶尔也会去位于杨树浦路的工厂巡看一下。虽然他常常还是会冒出来“逃开”的念头，但却又很清楚那一剂麻醉药已经渐渐散去，自己终还是要回到企图跳脱开的现实里——在仓库三楼的巨大空间里，垂吊于设计台上的四盏聚光灯下，有他可以安身立命的居所。

　　几年间，经过几次改建装修，这座三层的巨大仓库最终变成如今的模样。对于它的历史，登琨艳并非如一些媒体所言的那么熟悉，租下它，也纯属偶然，而这种偶然却犹如时尚般地吸引了一批又一批艺术家迁入南苏州路的老旧仓库。

　　除了建筑外，登琨艳还很喜欢拍照，无论是在台北工作时，还是在欧美旅居的日子里，他都喜欢将各种有趣的建筑拍下来，定格在画面里。而6年前，他最初在上海相中要做工作室的仓库并非这一座，就是由于当时决定签合约租下那之前，一时兴起拿着照相机四处拍，一不小心踩断了木楼梯，摔断了腿，才不了了之。后来病愈，性格坚韧的他，硬是在不远处租了大出原来一倍多的仓库，干脆将工作室扩大，陈列各种建筑模型。

　　和大多数人相反的是，面对成功和安逸，登琨艳会想逃；但如果有困难和阻力在面前，他却偏要踩过去走得更远。

　　认识登琨艳的人都知道，在上海，他几乎没有什么朋友，经常独来独往。有时候，司机会在车子上跟他打趣地说：“登先生，你不觉得这种几点一线的日子有点无趣吗？”他也不动气，反问道：“什么才是有趣？我觉得你的生活才无趣咧。”一笑了之。在他看来，现在自己的生活虽然很忙却还是充实的，因为至少仍然是为了自己而活着工作着，不用迁就任何人。工作中的他看上去有些拘谨，沉默寡言，将楼下办公室里替他工作的员工统称为“小朋友”。年愈“知天命”后，对于这些“小朋友”，他既有老板的严厉又有长者的宽容。

　　登琨艳常常工作到间歇，会走去仓库三楼巨大的落地门前停顿伫立，作为建筑师，他对于空间的感觉很敏锐，对视野的要求也很高。所以，那顶楼望出去的蔚天灰鸽，是他最为艳羡的轻松。少数几次，某天他觉得有些累了，第二天便订一张去东京的机票，暂时“逃”开，去买自己最喜欢的东西，顺便再流连一下京都。他喜欢未经修葺的纯朴，像是京都的古建筑，像是黄山脚下的原始村落，那些疏淡的安宁里，有经岁月洗礼后留下的痕迹，是任何现代建筑都搭建不起来的幽致深远。

　　有人说，五十多岁的登琨艳很时尚，因为他常常在别人发现某种流行趋势之前，早就行动起来。无论是仓库改建工作室，还是张爱玲图书纪念馆的预想，他总能比别人快几拍。可他自己，却常为此觉得有些莫名。

　　登琨艳说自己在四十岁“不惑”之前，曾经很“疑惑”过，所以他给那时候的自己一剂麻醉药，暂时麻痹工作神经，逃开建筑界，逃离台湾，四处流浪。生活中，他会频繁地更换各种品牌，尝试不同的感觉。那十年里，他“捏造”过各种自己，在不同的地方，抽离出人群来看待生活。往往遇到陌生地里有人在对话在生活，他只是安静地站在一旁仔细听认真看，从不搭话也不介入。

　　在他看来，这种游历喜愁百味的态度，倒让如今的自己更为沉稳安定。至于时尚，他觉得自己不会讲究，也不懂讲究，他不过是觉得怎么做能让自己开心，怎么穿能让自己没有束缚，就这么做，这么穿了。

　　因为经常要画草图，再加上身体瘦，很多西服上衣登琨艳穿来都会长出一些，他也不会改短，生怕里面的白衬衫几天下来就乌黑难洗；他喜欢喝啤酒，又懒得一次次走去工作室里的吧台，便用一大只红酒杯来盛；他喜欢音乐，过去工作的时候几乎无法离开背后的环绕音响，可当音响坏了后，在静寂空间里他又能安然处之……他绝少会去留意所谓的“时尚”，更多时候，他就是随性而为的，却又偏偏被外界圈划进时尚圈，美国某报曾经称登琨艳为“中国最时尚，最有品位的男人”。

　　只是，这个时尚男人早在四十岁后，只穿三个保守品牌的男装，一年四季如一的白衬衫加西服，虽然他的各种建筑作品或是设计构想里总不断冒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前瞻灵感。

　　6年前，定居上海后，登琨艳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会留在这座日易新貌的城市。偶尔回台湾，只是看看家人，和那边的朋友同学聚一下，或是看望在东华大学做旁听生时的导师。交谈到尾处的时候，突然工作室吧台上的电话响起来，正是在台北的恩师。他们互叙了很久，最后，登琨艳略有些笑意地说，又有东华大学建筑系的学弟学妹们通过恩师打探询问他的消息。在学校校友名录册里，也许并没有“登琨艳”这三个字，可当年的那个旁听生，现在的登琨艳却着实成为东华大学建筑系最有名的人。

　　很多在台湾的老同学多年后看到登琨艳时都惊讶于他的天真未泯，对于一些幻想性的完美，他依然非常计较，带着各种不真实的理想。登琨艳说，和作家相比，建筑师的作品更容易被人“阅读”，而且是强制性地被阅读，建筑陈列在原地，带着设计者想表达的一切，所以建筑可以说是建筑师思想的载体。

　　可他自己总只是在建筑刚落成时，兴奋地拿着照相机遍拍一通，之后便再也不敢迫近了，就像位于乌鲁木齐路的那家“三千院”。他很怕看到建筑尤其是经营性建筑经人迹后的毁坏，很怕看到自己以为的完美遭到亵渎。这种难过，无与伦比。所以有时，宁可像孩童那样，在图纸、照片或是记忆里追溯最初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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